《宋高僧传》，或作《大宋高僧传》，三十卷，宋代释赞宁等撰。
　　赞宁俗姓高，吴兴郡德清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人。后梁贞明五年(919)生，后唐天成间(926～929)在杭州祥符寺出家，清泰初年(934)入天台山受具足戒。通南山律，有“律虎”之称。任两浙僧统，吴越国王授以“明义宗文大师”的称号。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降宋，宁随钱俶来到汴京。宋太宗在滋福殿召对，授予紫衣，赐“通慧大师”号。六年(981)任右街副僧录。七年(982)奉令修《大宋高僧传》，乃请命回杭州编纂，到端拱元年(988)完成。淳化元年(990)又奉令编《三教圣贤事迹》，宁担任其中的佛教部分，撰成《鹫岭圣贤录》五十卷。二年(991)任史馆编修，咸平元年(998)任右街僧录，次年迁左街僧录。咸平四年(1001，一说咸平五年)入寂，年八十三岁。撰佛教著作共一百五十二卷，一般著作四十九卷。
　　宋代开创以来，一变后周王朝对待佛教的限制政策，于是雕大藏经，设译经院，普度僧尼，营建寺字。太宗还注意到佛门中的高贤景行的人物和事迹要加以编纂(见卷首批答)，特命赞宁担负这个任务。赞宁在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等从事编撰，历时将近七年，撰成本书三十卷，受到太宗的奖励，令僧录司编入大藏。到至道二年(996)，赞宁又修理重治，补进去一些材料(见后序)，始成定本。
　　作者为编纂本书，广泛地采摭了各方面的资料。他上太宗表文中曾说：“遐求事迹，博采碑文”；自序中也说：“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而以采自碑文塔铭的为最多，就现在的碑版文字来对照，还可以看出其中采撷的痕迹，如《道因传》(卷二)是据李俨撰的碑文(见《金石萃编》卷五十四)，端甫、宗密传(卷六)是据裴休撰的碑文(见《唐文粹》卷六十二，《金石萃编》卷一百十四)，惟宽(卷十)、上恒、神湊(卷十六)、寂然传(卷二十七)是据白居易撰的碑铭(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六十八)。这些传中都曾经提到某某人为他撰碑或铭，这就等于注明了出处。另外有的虽没有说明出处，实际也是从碑铭中来，如《玄素传》(卷九)是据李华撰的《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见《唐文粹编》卷六十四)、《道光传》(卷十四)是据皎然撰的《唐杭州华严寺大律师塔铭》(《皎然集》卷八)，似此者还很多。此外，如《知玄传》(卷六)引用僧彻撰的传，《怀素传》(卷十四)引用如净撰的传，《鉴真传》(卷十四)引用思托撰的《东征传》，又如羲寂(卷七)、德韶(卷十三)、王罗汉(卷二十二)等，或是赞宁的同学，或是赞宁曾经撰过塔铭，这些传也就是参照赞宁自己的原作写的。再如法翫(卷九)、志鸿(卷十五)、允文(卷十六)、《道育传》(卷二十三)，则是经过赞宁亲身采访写成的。另外，作者还根据了一些唐人的著作，虽没有注明，但仔细考察还不难复按，如不空(卷一)、一行(卷五)、难陀、义师(卷二十)、智灯(卷二十四)、守素、法正、惟恭、会宗、道荫(卷二十五)等传，都是据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及《续集》；明瓒(卷十九)、圆观(卷二十)等传，都是据袁郊的《甘泽谣》；搜集方面之广，由此可见。
　　本传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十篇，每篇之末有论，均与《续高僧传》相同。但在有些人的传末又附以系曰，来申明作者的宗旨，或者自为问答，来解释某一疑难，则是前传所无。
　　本传著录自刘宋到宋初十个朝代的高僧，正传得五百三十一人，见于附传的一百二十五人。
　　赞宁明习掌故，对于史书写作的体例，颇为重视，在某些篇传中，就表达了这种意见。《钦师传》(卷十八)中说明作传的人受到条件的限制，难免遗漏。本书中记载上涉到魏、齐、陈、隋的僧人，用来补《续高僧传》之阙，就是这个原故。《道鉴传》(卷十八)说一

件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史家记录，可以按传闻异辞的例来记载。《清彻传》(卷十六)说明有的传太简，乃因记载阙如；撰史要求实录，繁略都必须有据等。作者在这几篇中，发凡起例，说明写作的标准和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高僧传》谓：“赞宁此书于武后时人皆系之周朝，殊乖史法。”又谓：“本书所载，即托始于唐，而《杂科篇》中乃有刘宋、元魏时代两人，亦为未明限断。”(卷一百四十五)实则武后时人系之周朝，完全符合史实，而上纪宋、魏，也如前面所说，是为了补《续高僧传》的遗漏。并且此书不是断代的著作，不能以“限断”来说明它的不谨严。相反的，赞宁则是极其讲究史法、重视史法的。他“曾撰《非史通》六篇，为王禹偁所激赏”(见《青箱杂记》卷六)，就是明证。
　　本传《习禅篇》的篇幅比较多，所记都是禅宗著名人物。从唐代迄宋初，正是禅宗兴盛时期，五家渐次成立，宗派之争也最激烈，在禅宗灯录诸书则大半隐讳而不载。本书在神秀、神会(卷八)、灵坦、圆寂(卷十)等传以及《习禅篇》论(卷十三)中，将南顿北渐斗争的情况客观地反映出来，是研究禅宗史的很好资料。其次，律宗的南山、相部、东塔三家的争执，记载在道岸(卷十四)、如净、昙清、圆照(卷十五)等传和《明律篇》论(卷十六)中。它虽于各家所根据的理论没有详细的说明，但是关于律宗的发展，则是很宝贵的记录。此外，密宗是唐代新传来的宗派，其中几位主要人物如金刚智、不空(卷一)、善无畏(卷三)、一行(卷五)等事迹，都是比较详细的，另外，《译经篇》论(卷三)中所载译经的六例，译场的设官分职，也是译经史上重要的文献。
　　在本书中又记载有一些有关佛教掌故的考证，例如《菩提流志传》(卷三)中论“莎嚩诃的译音，《元康传》(卷四)中的解释“纳播”，《智藏传》(卷六)中的证“杭乌山”之讹，《道膺传》(卷十二)中的记“卓祭”，《义宣传》(卷十五)中的解释“不避祖讳”等。
　　本传在分类上，也有些是不完全恰当的。智常、楚南、玄泰(卷十七)、希运(卷二十)，全豁(卷二十二)都是禅宗的人物，似不宜归入护法、感通和遗身科；玄朗(卷二十六)、延寿(卷二十八)都是对佛教理论有深厚的素养，不宜列入兴福科；道邃(卷二十)是天台宗第十祖，智宣(卷三十)西行求法，归来译经，都不宜列入杂科。另外，还有一部分传，如圆测、慧沼(卷四)、法藏(卷五)、光仁、灵彻(卷十五)道义(卷二十)等，都失之太略。按宋复有《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佛舍利塔铭》、李俨有《唐故白马寺主翻译慧沼神塔碑》(均见《玄奘师资传丛书》)，可以补圆测、慧沼传的不足。崔致远有《法藏和尚传》，记法藏的事极详。澄玉有《疏山白云禅院记》(《全唐文》卷九百二十)，刘禹锡有《彻上人文集序》(《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载有光仁、灵彻二人的氏族、籍贯和事迹。《广清凉传》卷中有“道义和尚入化金阁寺”，记道义事，又朝鲜的高僧义湘、元晓(卷四)、真表(卷十四)，在《三国遗事》中引有《浮石本碑》(卷三)，《义湘本传》、《元晓行状》、《真表事迹》(均见卷四)等，可以和本传互相参证。
　　本书中个别的记载也有错误之处，《道宣传》(卷十四)、《善无畏传》(卷二)记善无畏到唐，愿依止道宣。其中还杂以怪诞之谈。作者明知无畏来时，道宣已去世五十年，但是仍说无畏出没无常，非人之所测，而宁违背史实。《善无畏传》又载北邙山巨蛇事，据《旧唐书·五行志》(卷三十七)，此事发生在天宝年间，时善无畏早已逝世。这段根据《宣室志》(卷十)而转载的事，也是妄传而非事实。《不空传》(卷二)中有咒北邙山蛇死的事，此处或即不空的事之误传(见《隆兴编年通论》卷十六)。又《法藏传》(卷五)记他曾经参与玄奘译经，后因见识不同而退出译场。按法藏生于贞观十七年(643)，至麟德元年(664)玄奘卒时，

才二十一岁，尚未出家。考崔致远撰的《法藏和尚传》也没有参与玄奘译场的记载，这段记录也是不可靠的。《澄观传》(卷五)作“元和年卒，春秋七十余”。应改为开成三年(838)102岁卒才是(见《隆兴编年通论》卷二十五)。《齐翰传》(卷十五)作大历十年终于本院，春秋六十八。按皎然撰的《唐苏州东武丘寺律师塔铭序》作“某年终于本院”(《皎然集》卷八)，某年并没有具体指明是何年，作大历十年，是承上文入流水道场的年代而致误。《唯俨传》(卷十七)说他谒石头希迁禅师，密证心法，《隆兴编年通论》(卷二十四)说《传灯录》等都以药山嗣石头迁，而药山去世后八年弟子们立的碑则谓得法于马祖道一，碑即指唐伸撰的《澧州药山惟俨大师碑铭》(《唐文粹》卷六十二)，作从马祖道一二十年，当以碑文所载为确。
　　还有些高僧没有收入本传，后人对这点颇有意见。如宋释慧洪说：“云门大师僧中王也，与之同时，竟不载，何也？”(《林间录》卷上)又说：“予初游吴，读赞宁《宋僧史》，怪不作《云门传》。有耆年曰，尝闻吴中老师自言，尚及见宁，以云门非讲学，故删去之。”(《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六题询上人僧宝传)明释大艤在《建州弘释录序》中，清徐昌治在《高僧摘要目录》里，都有此议。又宋释智圆说，汇征应“列传于高僧，播美乎百世，而不见大宋之十科者，虽曰传者不蔽贤，吾不信也”(《闲居篇》卷十《佛氏汇征别集序》)。文偃是云门宗开山始祖，虽有雷岳撰的《匡真大师塔铭》和陈守中撰的《匡圣宏明大师碑铭》(见《南汉金石志》卷一、卷二)，但在偏僻的广东乳源县，因而没有列入。这正是作者在《钦师传》中所说：“亦犹大宋文轨既同，土疆斯广，日有奇异，良难遍知。纵有某僧也，其奈史氏未编，传家无据，故亦阙如弗及录者，留俟后贤者也。”(卷十八)若说因非讲学而被删去，则不是事实。至于汇慈在吴越国以文学出名，赞宁曾从之学文章(见《小畜集》卷二十《右街僧录通慧大师文集序》)，没有列入，自然难免“蔽贤”之讥了。
　　总的说来，本书根据大量原始资料，整理排比，剪裁融贯，然后成书，而叙事清楚，虽间有神齐怪诞记载，仍不失为这一时代中有关佛教历史人物的一部重要著作。
　　(苏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