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典籍的汉译，从唐宪宗元和六年（八一一年）译成“本生心地观经”之后就中断了，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年）才复兴，当时主持翻译工作的即是天息灾、法天、施护三人。
　　法天译师是中印度摩伽陀国那烂陀寺僧，原出刹帝利族，通达三藏。宋初，印度内地的佛教徒因回教的侵入受到逼迫，外出的很多，法天和兄法护也携带梵本经典来到了中国的鄜州。他们在那里遇著河中府梵学僧法进，共同翻译了“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最胜佛顶陀罗尼经”和“七佛赞呗伽陀”。由于法进熟习教典，所以译文委婉简约，具备传统的风格。开宝七年（九七四年）鄜州守吏王龟从将这些译本送到汴京，宋太祖很喜欢，召见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去朝礼五台山，游历江浙、岭表、巴蜀各地（那三部译典，后来在太宗端拱元年即西元九八八年，经过校订，都编入大藏经）。
　　天息灾译师生在北印度迦湿弥罗国，是中印度惹烂驮罗国密林寺僧，施护译师则是北印度乌填曩国帝释宫寺僧。他们原系同母兄弟，在太平兴国五年（九八〇年）一同携带梵本来京，也受到优待。那时法天等已游历归来，太宗叫他们审查宫廷收藏的各种梵本。因为他们兼通华语，能够翻译，太宗动了重兴译经的念头，遣内侍郑守钧计划在京中太平兴国寺的西边建筑译经院。过了两年，院屋建成，天息灾等便受命住入开始翻译。
　　天息灾等参酌密教仪轨，布置了译场。场内设一金刚界的种子圆坛，分布诸尊的种子梵字，称为“大法曼拏罗”。每天用香华灯水果品等二时供养，礼拜旋绕，做著祈祷。坛外安排了译场各种职事的坐位。其职事有以下几种：第一、译主，是通达梵本的三藏，正坐在坛的北面。第二、证梵义，评较梵本的解释；第三、证梵文，审定梵本的读法；他们都坐在译主的左边。第四、笔受，第五、缀文，第六、证义，第七、参详，这些是跟著读文译义记录下来并改定为译本的，都坐在译主的右边（其中参详一职不常设，后来更改设校勘华字一职）。第八、润文，对译本为最后的削笔刊定；第九、监译，维持译场的秩序；他们分坐在东南西南两面。
　　这样的译场制度很适合当时的具体情况。那时主译的虽为印度人，但通达华语，自不必再设传译。还有参加译事的印度三藏不止一人，所以又设了证梵义、证梵文两职，以便合作。在宋初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天息灾等便是在这种组织下进行翻译的。
　　天息灾、法天和施护最初于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年）七月，分别试译“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圣吉祥持世陀罗尼经”、“无能胜幡王如来庄严陀罗尼经”各一卷。当时集合了京城义学沙门一百人共同审查，左街僧录神曜等以为译事久废，新译不见得会合式，经过对勘证明，才肯定它的价值，继续编入大藏。从此更充实了译场各职（证义的扩充到十人），经常翻译，译成即随时附表进上；特别是在每年十月间太宗生日的一天，必定准备新经献祝，以为点缀（后来帝诞献经，即成为定例，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不改）。
　　译事进行不久，天息灾等就注意到翻译人才的培养。他们以为，历代译经都依赖印度僧人，但道路远隔，假使没有人来（这当然是由于那时印度佛教的衰势而引起的远虑），译事岂不又要停顿？因此，他们建议选拔童行，进修梵学，以储译才。当时从京城童行五百人中选出惟净等五十人，送入译经院（随后改名传法院）学习。后来惟净、澄珠、文一等数人均学有成就而参加了译事。
　　天息灾等新译的经典在雍熙元年（九八四年）九月刻版流通，太宗还做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加在各经的前面。二年（九八五年），他们因为译有成绩，加给了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官衔（以后历有升迁）。四年（九八七年），天息灾奉

诏改名法贤。他们从此一直工作不辍；到了真宗咸平三年（一〇〇〇年），法贤病死；后一年，法天也死了。剩了施护一人主译，由惟净协助（证梵文），景德三年（一〇〇六年）才有北印度僧人法护（梵名“达理摩波罗”，和法天之兄同名，其实是两个人）参加证梵义。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年），惟净、法护便协同施护主译。五年（一〇一二年），施护等建议将宋代译出的新经，接著「开元”、“贞元”两种经录之后，编辑新录。后来即由译场润文大臣赵安仁、杨亿和惟净等编成“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二卷。施护的翻译一直继续到天禧元年（一〇一七年）病死时为止（和法天之兄同来的法护，最初也曾参加译事，在太平兴国八年译出“大力明王经”二卷后便回印去了）。
　　天息灾等所译典籍的种类、名目、卷数，都详细记载在“大中祥符法宝录”和“景祐新修法宝录”里。
　　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年）天息灾等试译新经成功以后，译经院的东西两边更扩建了殿堂，分别安置佛像和经藏；宋代宫廷所藏梵本都取了出来，供给翻译之用。当时太宗诏令用新刻的大藏经目录（大体同于“开元录”）对勘，拣未有的经翻译，避免重复；因此，印度新流行的密教经典译出最多。在天息灾等译籍总数二百五十二部四百八十一卷里，大乘秘密部经就有一百二十六部二百四十卷，整整占了一半。再就它的内容说，像大部“金刚顶经”十八会的初会（“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施护译）、六会（“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七卷，法贤译）、十五会（“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七卷，施护译），都有了新译。另外像观音六字明咒信仰的根本经典“大乘庄严宝王经”也翻译了过来（天息灾译）。
　　天息灾等译本在显教方面，也有几种是中观、瑜伽学派的重要论著，如龙树的“六十颂如理论”、“大乘二十颂论”，陈那的“佛母般若圆集要义论”，三宝尊的同论“释论”（以上都是施护所译），寂天的“菩提行经”（天息灾译）等。这些经典的翻译，对当时佛教义学也有不少的影响。
　　另外，天息灾等译本为了正确地念诵陀罗尼和讽咏赞呗，在音译方面却有它相当的发展，特别是译出了好多梵赞。这当法天初到中国鄜州时译了“七佛赞呗伽陀”，就已开端。此译现存本虽已经过改订，但仍可看出它是怎样地著重对音的正确，以致七佛名称都没有沿用旧译（如迦叶波改译为迦引舍钵，释迦牟尼改译为设枳也二合母（宁 吉）等）。其后这类译本，更有法天译的“天殊师利一百八名梵赞”、“圣观自在菩萨梵赞”，法贤译的“三身梵赞”、“八大灵塔梵赞”、“犍椎梵赞”、“圣金刚手菩萨一百八名梵赞”、“曼殊室利菩萨吉祥伽陀”，施护译的“圣多罗菩萨梵赞”。有了这些华梵对翻的经验，后来法护、惟净更加以总结，依著悉昙章十二番字母编成“景祐天竺字源”一书，即作为一代音译的典范。这和旧译对照看来，是有其特色的。
　　当北宋之初，印度密教正盛，因此流入中国之梵本，以密教典籍占大多数，而尤以无上瑜伽密法占其最主要部分。但中国历来对密法的宏扬并不重视，所以译出来的密教经典，不能像我国西藏地区一样，造成广泛的流行。这诚然是汉地佛教发展上的一大憾事。
　　（吕澄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