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近代佛教的护法居士中，若以“优婆夷”──在家近事女来说，孙张清扬居士可说是热心护法的第一人。这并不是因为她是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夫人的显赫头街，而是由于她对佛法的虔诚，对佛教的奉献与护持，才赢得佛教人士对她的赞叹与尊敬。
　　张清扬居士是湖南人，一九一三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她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而她自幼却在教会学校受教育。教会学校吃饭时要祷告，祷告要闭眼，而她却眼睛睁得大大的看著菜桌。校长问她为何祷告不闭眼，她说她肚子饿了，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菜肴。校长问她信耶稣吗？信天主吗？信菩萨吗？她全说不信。校长问怎么样才能信呢？她说：“我看见了才信。”她幼年就是这样的性格。
　　清扬十余岁时，随著家人侨居南京，在金陵女子中学读高中。在校尚未毕业时，经同学介绍，认识了青年军官孙立人，二人由交往而心心相印，终于在她高中毕业后，于一九三〇年在上海缔结连理。
　　孙立人是安徽舒城人，光绪一八九九年，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他的父亲熙春公，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曾任大学校长，对立人教育甚严。立人十六岁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时喜爱篮球。曾有“华北五虎将”之誉。他在清华八年，受科学基础教育。毕业后赴美深造，入普渡大学修土木工程，毕业后再入维吉尼亚军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战区任参谋长的美人史迪威将军，是他后期的学弟。立人一九二八年回国，即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大学部的军事训练部中校军事教官。他和清扬夫人的相识，就是这一段时间的事。二人结婚后，未几立人受到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赏识，出任税警团总团长、下辖六个步兵团，驻防江淮一带，任务十分繁重，清扬仍随著母亲住在南京。
　　清扬信佛的因缘，始于一九三四年，她在江西南昌，在梦中见观世音菩萨手持净水瓶，对她说：“你宿世有佛缘，但为红尘所迷，愈早修行愈好。”由此她就有入山修行之志。这时孙立人将军在前方作战，她写信给立人将军，立人回信劝她：“你修行，在家修不一样吗？为什么一定到山里修？”她母亲也由南京写信给她说：“你想修行我很欢喜，但你对佛教不懂，希望你多了解、多研究，再入山修行不迟。”
　　一九三五年她由南昌会到南京，他母亲送她一串念珠，她就跟著母亲念佛，但年方二十三岁、个性活泼的她，念佛并不怎么认真，不过她也常随母亲到寺院中礼佛拈香。一九三六年，她母亲到南京栖霞山的栖霞寺求受菩萨戒，她也皈依于栖霞寺退居老和尚卓尘长老座下。那时星云法师也在栖霞寺，在栖霞律学院做学僧。清扬时常出入栖霞寺，星师认得这位女居士，但清扬却不认得星云，因为那时星云还是十二、三岁的小沙弥呢。
　　这以后十余年，是八年抗战胜利继之数年内战期间，孙立人的税警总团改编为步兵师，转任师长，参加抗战，尤以一九四二年率军入缅，反攻缅北，救出英军被围的七千余人，获英国女王颁赠最高荣誉勋章而扬威国际。抗战胜利后，立人复率“新一军”赴东北作战，清扬住在南京。一九四六年夏天，南京酷热，清扬心脏不适，她写信给焦山定慧寺方丈东初法师，希望到山上养病和避暑，得到回信，另有一位陈老太太也到了焦山。
　　东初法师把她和陈老太太安置在华严阁，华严阁背山面水，浩浩长江尽收眼底，夜晚仰观繁星，俯看渔火，真是人间胜境，清扬在此一住三个月。在此期间，她礼参了退居的智光老和尚。老和尚善岐黄之术，给她开了中药方，服了几剂，病情渐减。清扬乃皈依于老人座下，老人也不厌其烦的为她讲解四大、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佛学名相。秋后凉爽，清扬辞别智老人和东初法师回到南京。
　　一九四八年，孙立人自东北调到台湾，在高雄凤山训练新兵，接清扬到台湾他们多年聚少离多的生

活，至此相聚的时间才稍多一点。
　　清扬初抵台湾，为佛教做了一件对后来影响深远的大事。那时的台北首刹善导寺，为台北市府机构占用，仅有几位比丘尼住在寺内维持香火。李子宽居士想收回善导寺，把太虚大师在大陆所办的佛教文化机构迁到台湾来。他和清扬夫人商谈此事，清扬主动捐出一千万元（老台币），要子宽居士去办此事。子宽自己也捐出了五百万元，自比丘尼手中顶得善导寺的管理权。后来，清扬并出面交涉要市府机构迁出，这样才使当时成立的“中国佛教会”有了办公之所，成就今日台北首刹的善导寺。
　　一九四九年六月，台湾佛教发生“法难”事件，慈航、道源，以至于包括星云、了中诸法师在内的数十名僧侣，都被警方拘留。立法委员董正之适去探访慈航法师，也陪著在警局度过苦难的一夜。翌日，董正之到台北，找到李子宽、丁俊生诸居士，同去请清扬夫人出面救援。清扬多方奔走，半个多月后，被拘诸人始先后获释。
　　泰县光孝寺住持南亭法师，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奉师焦山退居的智光老和尚避难来台，临时在台北市南昌街十普寺落脚，生活极为清苦。〈南亭和尚自传〉中说：
　　十普寺赖经忏为活，每月三五次不等。一年中打了四次佛七，每次均筋疲力竭，而一文不名，读诵得喉音枯哑。居处迫狭，与智老人同住一房，间壁邻居猪臭难闻，加上蚊蝇骚扰，身心难安。
　　清扬到十普寺探视智老人，见他与南亭法师局促的环境，思有以协助。当时也住在十普寺的梁湘润居士，在回忆录中有一段叙述：
　　孙立人将军夫人（张清扬），见智光、南亭二位法师，寄住在十普寺，生活很清苦。孙夫人邀了几位有力的护法，请智光老人主七，捐献了三十两黄金（折价），皆为寺方收去，智老并没有得到。（当时十普寺的总价是黄金六十两）......也就是世法所谓吃闷亏，这种事，又不能公然争理。
　　清扬后来在〈悼智光上人〉的文章中，也述及此事：
　　......乃由我领头，邀了几位有力的教友，发心启建了一个观音七，请老人主七......圆满结算，大约收了新台币七千余元（当时可买三根大条）......这次法会，老人虽没有受到实惠，但总算尽了我一片微忱。
　　清扬忙碌了一场，一番好意白费了。不过，南亭法师后来购房创办华严莲社，她还是尽了力。华严莲社成立，清扬经常将募集冬令救济的善款、寒衣，交由华严莲社代为发放。此外，张少齐居士在台北开办“益华佛经流通处”。清扬认为这是弘扬佛法的要务，也予以大力支持。
　　一九五五年六月下旬，创立中国佛教文化馆的东初法师，约请智光、南亭诸师，赵夷午、李子宽、张默君、孙张清扬诸居士，在华严莲社开会，讨论影印《大正藏》的事，会中成立印藏委员会。清扬为这件事，付出最大的赞助之力。因为当时台湾根本没有《大正藏》，清扬乃托人在日本请得一部，又以运输旷费时日，乃托请军方人士，以军用飞机载回。这件事，在当时任华严莲社住持的南亭法师，后来撰写的〈南亭和尚自传〉中，有如下记述：
　　（四十四年）（即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华佛教文化馆假此邀赵夷午、钟伯毅、张默君、陈志赓、赵茂林、李子宽、孙张清扬、钱召如、张少齐、智老人、南亭、东初等，为影印大正藏经事，成立印藏委员会......印藏经事，原为东北人国大代表蔡念生居士发起，初与艺文印书馆商酌，东初知悉后，张少斋亦住北投法藏寺，孙太太晶英（按即清扬），手握南洋某富商二十万元功德金，允许垫作资本，乃共往艺文磋商。艺文要交印者先付一百万元，订一千部，条件太苛，乃作罢。继而东初拟议尚未建筑之文化馆为交印人，于是印样张，登报征求预约，由孙立人将军征求陈副总统诚以下各名人签名发起，因此，乃有今日之会议。
　　清扬到台湾之初，本来不大参加官式应酬，后来她想要为佛教多做点事，就以陆军总司令夫人的身

分（孙将军这时已由陆军训练司令调任陆军总司令），周旋于达官显要、立监委员之间，许多显要夫人也受她的影响而信了佛教。
　　当时尚有一则轶闻，蒋宋美龄女士是信仰基督教的，孙夫人弘扬佛教，有人说她是与蒋夫人“别苗头”，清扬对此一笑置之。在一次妇联会的大会上，她登台致辞：“我是佛教徒，我个人没有什么作为，但是佛教的力量是很大的，妇联会发下布料要我们为战士缝征衣，我拿到寺庙中，那些尼师及女居士们分工合作，很快就制好了。”当时蒋夫人站起来笑著说：“在座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夫人们，刚才孙夫人说佛教徒这么热心，你们要向佛教看齐才对。”
　　一九五六年，发生孙立人将军受诬家居事件，清扬夫人也减少活动，闭户礼佛。但她仍默默护持佛教。她一生器重星云法师，晚年把她中和市的住宅捐给佛光山，作为弘法教育基金。她于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安详舍报，享年八十岁。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