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谦译师名越，号恭明。他的祖先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汉献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兵乱，他随族人避乱南渡到东吴。在那里他得到从事翻译的机会，从吴黄武元年到建兴中约三十年间（二二三～二五二）搜集了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订正。特别是对支谶的重要译本如“道行”、“首楞严”等，著意加以重译。同时他又帮助从印度来华的维只难和竺将炎翻译。传说他到东吴后曾得到吴王孙权的信任，叫他辅导太子登，后来太子死了，他就去穹隆山过隐居生活，年六十岁卒于山中。
　　支谦的译述比较丰富，晋道安的经录里就著录了三十部，梁僧祐又据“别录”补充了六部。慧皎“高僧传”说有四十九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旁搜杂录增广到一百二十九部。其中很多是别生或传抄的异本，不足为据。现经考订出于支谦翻译的只有下列二十九部：一、“阿弥陀经”（又称“无量寿经”）二卷，二、“须赖经”一卷，三、“维摩诘经”二卷，四、“私诃末经”一卷，五、“差摩羯经”一卷，六、“月明童子经”一卷，七、“龙施女经”一卷，八、“七女经”一卷，九、“了本生死经”一卷，十、“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十一、“慧印三昧经”一卷，十二、“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十三、“菩萨本业经”一卷，十四、“释摩男经”一卷，十五、“赖吒和罗经”一卷，十六、“梵摩渝经”一卷，十七、“斋经”一卷，十八、“大般泥洹经”二卷，十九、“义足经”二卷，二〇、“法句经”二卷，廿一、“佛医经”一卷，廿二、“四愿经”一卷，廿三、“阿难四事经”一卷，廿四、“八师经”一卷，廿五、“孛经钞”一卷，廿六、“瑞应本起经”二卷，廿七、“菩萨本缘经”四卷，廿八、“老女人经”一卷，廿九、“撰集百缘经”七卷。
　　在这些佛经里“了本生死经”，据道安的“经注序”说，原来是汉末译出，支谦加以注解或修改，道安的经录便又将它列在支谦译本之内。黄武三年（二二五）支谦曾请竺将炎译出维只难传来的略本“法句经”（五百偈本），后来又请他根据中本（七百偈本）加以补订，其间自然也有支谦参加的意见，所以可说是支谦和竺将炎的共同译本。其次“佛医经”，情况也相同。另外，“历代三宝记”载有支谦所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并加注说：“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别录大概泛指另外一种记录，决不会是刘宋时代的“别录”，因为僧祐著作“出三藏记集”时，曾见过“别录”，并将其中所载的支谦译本都收在“记集”里，却没有提到这样一种“四十二章经”。所以支谦是否重译过“四十二章经”尚有问题。最后，“菩萨本缘经”（始见于“历代三宝记”）和“撰集百缘经”（始见于“大唐内典录”），虽然原始的记录出处不明，但从译文体裁上看无妨视为支谦所译。
　　支谦除翻译外，还作了合译和译注的功夫。他曾将所译有关大乘佛教陀罗尼门（密宗）修行的要籍“无量门微密持经”和两种旧译（“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邻尼经”、“无端底总持经”，现已不存）对勘，区别本（母）末（子），分章断句，上下排列，首创了会译的体裁（后来支敏度的合“维摩”、“首楞严”，道安的合“放光”、“光赞”，都取法于此）。支谦自译的经也偶而加以自注，像“大明度无极经”首卷，就是一例。这种作法足以济翻译之穷，而使原来的意义洞然明白。
　　支谦又深谙音律，留意经文中赞颂的歌唱。他曾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可惜在梁代以前早就失传了。后来连“共谶”一章梵呗也绝响了，现在只能想像那三契或者即是“

无量寿经”里法藏比丘赞佛的一段和“瑞应本起经”里天乐般遮之歌及梵天劝请的两段而已。他这一创作对赞呗艺术的发展有相当影响。被称为始制梵呗的陈思王曹植，可能是受了般遮瑞的启发而有“瑞应本起”四十二契的巨构，成为学者之所宗。
　　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也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深知翻译甘苦的人，像后来的支敏度就很能了解他。支敏度给予他的翻译文体的评语是：“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假使他不能深刻的明了原文本意，译文就难恰到好处。看他所改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对般若“冥末解悬”的宗旨是比支谶“道行”更能阐发的。他用“得法意而为证”等译语，虽借用了道家“得意忘言”的说法，但般若“不坏假名而言实相”的基本精神，他已经掌握到了（因此，他的自注说“由言证已，当还本无”。本无即指的实相）。他翻译的“维摩诘经”，充分表现了大乘佛教善权方便以统万行的精神。后来罗什门下虽对他的翻译还嫌有“理滞于文”的不足处（见僧肇的经序），可是仔细将罗什重译的“维摩经”相对照，不少地方都采用谦译，述而不改，足见支谦译风已远为罗什的先驱。不过，在拘泥形式的学人看到支谦尽量删除梵本的繁复而务取省便，又竭力减少音译到最低程度，以致有时连应存原音的陀罗尼也意译了，不免有些反感。像后来道安就说他是“斫凿之巧者”，又以为“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是从另一角度的看法。要是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来说，由质趋文，乃是必然的趋势；支谦开风气之先，是不能否认的。
　　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
　　（吕澄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