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字梦得，河南洛阳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他和柳宗元有相似的经历，二人都为贞元年间同科进士，都官至监察御史。永贞元年（八〇五年）王叔文发动政治改革时，他和柳宗元都是这次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事败后，又一起遭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州守的佐官），后迁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执掌一州军政之职），晚年复归长安，潦倒终身。在漫长的贬谪生活中，刘禹锡逐渐对佛教产生了认识和感情。他交游僧人，研究佛典，栖心尘外，以至达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他自述自己案席上放的多是“旁行四句之书”（佛教典籍），来往者也皆是“赤髦白足之侣”（佛教僧侣）。（见《送僧元皓南游》，《刘禹锡集》卷二十九）与一般的好佛者不同，刘禹锡对佛教的尊崇是他一生苦苦求索的结果。他说自己做官二十年，一直在思索寻求一种人生之道，结果发现世上所谓的诸道，如科举进仕、经商产业等，都难以行通，非为正途，只有佛教的“出世间法”，才值得尽心。（同上）
　　刘禹锡的许多诗作都是和僧人交游酬唱时写下来的，多表现的是诗人误入尘世的痛苦或栖心道场的喜乐之情。如他的《谒柱山会禅师》诗：“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弱冠游咸京，上书京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吾师得真知，寄在人寰内。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瞳瞳揭智烛，照使出昏昧。”叙述了自己在禅师的启蒙下由对世俗名声的追求开始转向佛门的思想经历。另一首给广宣和尚的诗中则表达了他乐于相交游和共同结社（注1）的愿望，“若许相期同结社，吾家本自有柴桑。”（《全唐诗》卷三五九）此外，刘禹锡还写了许多有关佛教的碑铭，其中包括《六祖慧能禅师碑》，这是继王维和柳宗元后为慧能作的第三碑。
　　在佛教和儒家的关系上，刘禹锡认为它们之间虽然不同，但可以互补、并用。他说：“至哉！乾坤定位，有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孔丘，西方的释迦牟尼，都是圣人。孔丘是以“中道”教人，释氏是以“大悲”救人。自从有了天地，这两种圣人之道就存在其间，它们有所不同，就好比水与火，车轮与车辕的不同一样，但做饭菜既需要水也需要火，车行路既需要轮也需要辕。孔丘的“中道”“罕言性命”，世衰时显得无力；而释氏的“大悲”“广起因业”，劫浊时却能赢得众人的信仰。刘禹锡在此不仅说明了两者的互补并用，还表现出了佛教更有优于儒家的地方，这是他所以栖心佛教的根本原因。
　　释：
　　1·结社：指结僧社。僧社又叫法社、莲社、净社、香火社等，是崇奉佛教的官僚士大夫和在家居士同僧人结成的社会团体。最早的僧社活动是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开展的，时称“莲社”。僧社的宗旨是期望往生西方净土，其活动内容除了一些宗教仪式，就是饮酒会诗、品茶清谈之类，为僧俗交游创造机会。唐人牟融的《游报恩寺》诗（载《全唐诗》卷四六七）描述了僧社的活动情形：
　　山房寂寂筚门开，此日相期社友来。雅兴共寻方外乐，新诗争羡郢中才。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醉后不知明月上，狂歌直到夜深回。
　　（史向前　编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