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瑀，字时父，出身于南朝梁皇室。瑀的高祖就是梁武帝萧衍，瑀的父亲是后梁明帝萧岿（五六二至五八五年在位）。据《旧唐书》卷六十三本传记载，瑀幼年以孝行闻名，“聚学属文，端正鲠亮”，九岁时就被封为新安郡王。
　　梁皇室从武帝开始，就以奉佛传家，家族中无论尊卑贵贱，都能诵读佛经。受家教影响，瑀从小就专心释氏，常修梵行，“每见沙门大德，尝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诣微旨。”（册府元龟）卷八二一）瑀尝读梁时学者刘峻（孝标）作的《辨命论》，刘峻在《论》中认为“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于不变。”宣扬命定论。瑀认为此说是迷惑性命之理，有伤先王之教，遂作《非辨命论》以更正。其说大旨以为“人禀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祸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于命，其蔽已甚。”意思是说，人都禀承天地而生，都必然受到天地的支配，自有运命。然而人生的吉凶祸福等种种遭遇，也因各人的作为、努力不同，因人而异，不应一概推任于外在的命运；否则，就太迷惑了。瑀的《非辨命论》写出后，时人见而称说：“自孝标后数十年间，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诋诘。今萧君此论。足疗刘子膏肓。”（见《旧唐书》本传）盛赞其说高明盖世。实际上，否定命定论是佛教的一个基本教义。佛教从缘起论出发，否定有任何造物主宰，主张人们自作自受，起惑而作业而受苦，并无外在的命运。萧瑀深明佛理，想必一定是受到佛说的启发的。
　　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后，特遣书招纳萧瑀入朝，任民部尚书（掌管全国的人口、土地、税收和财政的长官。自唐太宗李世民起，因避名改“民部”为“户部”）。瑀为政以身行道，孜孜自勉。高祖尝称道：“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与其谈话时则直呼其“萧郎”。深得高祖的信赖和亲近。
　　时有太史令傅奕屡次上奏力陈佛教的祸害，要求废除佛教，高祖组织群臣对此展开讨论。萧瑀激烈反对，和傅奕直接交锋，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辩驳说：“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萧瑀则合掌咒奕道：“地狱所设，正为此人。”（《旧唐书》卷七十七《傅奕传》二人一时面争不下。不久高祖退位，“废佛”之议终于停止。萧瑀在这场辩论中表现了一位居士护持佛教的信心和勇气。
　　萧瑀还撰有《法华经疏》，采集十多家注解，间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又经常邀集京城的名僧讨论佛教经义。唐太宗还曾赐给他绣佛像一躯，佛像旁绣有萧瑀的形状，以为供养之容；又赐给他佛经和充当讲诵之服的袈裟。萧瑀晚年曾向太宗面请出家，太宗因其素爱桑门，许之。但瑀旋即又奏曰：“臣顷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其前后不一，“有乖栋梁之大体”，遂给予严厉的处分，请出朝廷。（见《旧唐书》本传）萧瑀去朝后，一直在家奉佛，终未出家。
　　（史向前　编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