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寺位于台北县永和市竹林路的一条小巷子里。那是一所毫不起眼的小寺院，但在七八十年代，驻锡在这所小寺院里的老和尚--乐观法师，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太虚大师的侍者、学生，他到过日本学东密，到过缅甸受南传比丘戒，曾多次组团出国访问；日寇侵华战争期间，曾经从军过著军旅生活，曾经组织过僧侣救护队。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于此介绍这位老和尚的一生事迹。
　　乐观法师是湖北省汉阳人，俗家姓刘名治梁，清光绪一九〇二年壬寅岁三月初五生。他的父亲是一名秀才，曾在汉阳设塾授徒，光绪末年张之洞主鄂时代，他父亲受聘入官学堂教书，不幸中暑而死，乐观幼年就成了孤儿，由母亲抚养成人。七岁时入塾启蒙，他聪明而顽劣，天性不喜读书，经常逃课在外游荡。以此屡受重责，而顽劣如故。他的祖母吃斋念佛，常带他到汉阳名刹归元寺礼佛，他喜欢跟著祖母进寺庙烧香念经，也很羡慕出家人的生活。
　　十四岁的时候，在一所基督教设立的学校读书，以不愿意参加作礼拜，及不接受洗礼而退学。在家闲居无事，天天到归元寺闲荡，和庙中和尚打交道。归元寺首座修印长老对他说：“我看你头角峥嵘，不利在俗，是个出家相。”乐观听首座长老这么说，自此就有了出家的憧憬。十七岁那年，在修印长老的指示下，到汉阳鹦鹉洲，求一位续参老和尚为他剃度出家。续参老和尚收留下他，教他读《心经》、〈楞严咒〉，几天后他就会背诵。老和尚很欢喜，认为他有夙根，乃给他缝制僧衣、僧袄，准备给他剃度，不意家人找到鹦鹉洲的寺院中，把他带了回去。
　　回到家中，他母亲忙著替他说亲，希望藉著为他成亲把他留下来。乐观眼看说亲快要成为事实，他为了决心脱俗出家，就二度离家出走。这一次不能在家乡附近出家，就坐上轮船到了湖南省沙市，投入一处名叫财神殿的寺庙，礼灵一和尚为师，在八月十五中秋节之日剃度出家，师父赐他法名源印、乐观一名是他后来自己改的。当年冬天，在沙市章华寺受具足戒，这全是一九二〇年的事，是年乐观十八岁。
　　一九二一年，乐观由沙市到汉口九莲寺，考进了尘、戒尘二位法师创办的“华严大学”受学。读了几个月后，一天，太虚大师到华严大学演讲，他听大师讲的都是新知识，就在华严大学退学，去亲近太虚大师，做了大师的侍者，随著大师住在汉口佛教正信会。一九二二年，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命乐观入武院受学。他在武院读到第二学期，以对学监大觉法师恶作剧过了火，为大觉贴出了“源印犯规，除名”的布告，他也立即离校，北上北京。一九二三年，他在北京找到他剃度师灵一和尚的好友龙泉寺住持明净和尚，明净和尚留他住在龙泉寺阅读藏经。
　　是年八月，武昌佛学院的俗家学生（武院当时是僧俗兼收）正宗载和宁达蕴二人，在北京组织“佛化新青年会”，乐观也加入“新佛化运动”的阵营，助编新青年会出版的《佛化新青年杂志》。他看到当时佛教种种保守落伍的现象，感到十分悲观，就以“悲观”的笔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以后就一直用悲观之名。到一九三七年，他由印度返国，参加僧侣抗日行列，又舍弃悲观之名，易名“乐观”。
　　一九二四年夏，乐观到江南游历，随处挂单。年底在西湖灵隐寺，看到一张日本大阪胜尾寺“密宗佛学院”的招生广告，他动了到日本学密宗的头念。一九二五年春天，他伙同湖南谈玄、河南饶悟二人东渡日本。到了大阪胜尾寺，才发现所谓“密宗佛学院”者，只是一间十个叠席大的偏房，挂了一个小木牌，教师设备全无，至此才知上当。就藉机游览了一番，当年即返回国内，回到湖北沙市，当时湖北沙市各界，正在举行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国父于是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乐观由于厌恶军阀割据，内战不休，在爱国心的激发下，化名刘觉华，加入了中国国

民党。一九二六年，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他与武院同学张宗载、周浩云等，在武汉创办一份《无畏周刊》，响应革命，鼓吹佛教革新。一九二八年以后，他到南洋旅行，还到了印度。途经暹罗时，曾由当地“中华佛学研究社”陈慕禅居士的陪同，晋见了僧王慎能毗罗室单那亲王。
　　一九三一年回到国内，是年冬季想到西藏一游，行至中途，正遇上川康内哄，道路隔阻，于是中途折返，乃在南京、上海、杭州、北平各地漫游，如是三年之久。一九三五年，他在南京联络了等慈、觉圆、性教三人，组织了一个“暹罗留学团”，自任团长。经过了报纸的宣传，各界资助了一笔旅费，于一九三六年首途曼谷，受到华人佛教社团、“中华佛学研究社”的欢迎与护持。不意这时团中三人内哄，反对团长。乐观把他们三人送到寺院后，自己抽身引退，前往槟榔屿住了一段时间，再到仰光，在大金塔下的中国寺院观音寺挂单。后来得华人议员胡茂庶的护持，送他入仰光雀登宫佛寺，受缅僧比丘戒，正式成为缅僧。未久因病一再住院，不得已回到南京养病。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军兴，未几沪战爆发，他到上海参加“佛教僧侣救护队”，从事战场上救护伤兵的工作。是年年底南京、上海弃守，他随著救护队撤退到武汉。后来救护对在武汉解散，他已学了一些看护常识，就投入军政部的一七〇后方医院，初任看护，后升干事。他以和尚身份从军，医院院长对他颇为客气。他向院长建议，成立一个官兵俱乐部，使住院伤兵精神上有所寄托。院长同意，要他负责成立，颇有绩效。后来他又建议成立识字班，使伤兵同志有机会读书识字；他又建议办一份壁报，每星期出一次，以提高伤兵的抗日情绪，院方仍交给他来主持。这样他在医院服务了一年有余，到一九三九年冬，院方以他服务成绩优良，保送他到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受训。
　　乐观以军人身份辗转抵达重庆，住在南岸的狮子山慈云寺。慈云寺的监院觉通，是乐观的旧识。这时四川各地常有抓壮丁的事件发生，农村小庙的青年和尚，很多都到慈云寺躲藏。
　　觉通知道乐观在上海参加过“佛教僧侣救护队”，现在也是陆军医院的现职人员，他劝乐观把这些青年和尚组织起来，也成立一个僧侣救护队，在日寇军机空袭时出动救人。计议决定，他也不去中央训练团受训了，他和觉通二人署名，呈文到重庆的防护委员会。防护委员会补助他们了一笔钱，做为救护队的开办费。觉通出面集合了一百位青年僧侣，成立了“救护队”，由慈云寺住持成一和尚任总队长，乐观担任副总队长。
　　救护总队下设四个分队，每个分队二十五人，开始了三个月的训练。训练完成，于一九四〇年六月投入救护工作。这时正赶上日寇军机连日轰炸，在六月十二日的大轰炸中，救护队坐著三只木船，冒著日寇军机的扫射，在急湍的长江中抢渡，赶到对岸市区受炸之处，抢救受伤民众。据说，救护队乘木船抢渡长江时，为在慈云寺后山躲警报的蒋委员长所见，问明是慈云寺成立的僧侣救护队，蒋委员长在六月十七日的总理纪念周上，对僧侣救护队加以赞扬，并命重庆的防护委员会，对僧侣救护队予以嘉奖。这使乐观法师在陪都大出锋头。因为报纸上对乐观的宣扬，忽略了总队长成一和尚，成一又受到有心人的挑拨，心存妒忌，乐观发觉此种情形，为避免内哄，乃辞职求离去。
　　离开了僧侣救护队，乐观约集了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的学僧西岸、悟祖、青云三人，组织了“国际佛教步行宣传队”，经云南赴缅甸，宣扬中国抗倭国策。在缅甸八个月，无端扯上一场是非，一个疯和尚说他是“汪精卫政府的国际活动分子”。他曾走避山中多日，到一九四二年夏季案情始大白。
　　日寇战败无条件投降后，乐观回沙市祭拜剃度师灵一老和尚，回汉阳为慈母扫墓，然后到杭州灵隐寺习禅自修，在此期间，他写了一本《佛教民族英雄传》，印

行流通。是时国共内战复起，他常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及《晚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全国僧侣，投身“戡乱”行列。在灵隐寺住到一九四九年夏天，时“上海保卫战”已经开始，在战事延及杭州的五月上旬，他悄然离开灵隐寺，与西湖多子塔院住持续祥法师，同车抵达上海。五月二十三日，得到一位军中朋友之助，换上军装，登上军舰来到了台湾。与他同舰而来的，还有上海接引寺住持悟明法师。
　　乐观与悟明二师由基隆下船，茫然没有去处。后来到台北极乐殡仪馆，找到一位钱姓友人，钱君把他们二人安置在殡仪馆住下来。乐观住不惯殡仪馆，而东投西奔，但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落脚处。未几，台湾发生“教难”事件，治安机关拒捕出家僧侣。他看看台湾不是安身之地，就又塔船到了广州，辗转抵达昆明。是年年底，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倒戈，他在昆明也待不下去了，又辗转逃亡到缅甸，偷渡入境，在九谷的小庙缘觉寺挂单。一九五一年，腊戌的华侨商家集资兴建了一座观音寺，请乐观法师去当住持。他在腊戌住了几个月后，人头熟了，就花钱买了一份入境的身份证明，以此为护身符，找机会到了缅国首都仰光，到他早年曾住过的十方观音寺挂单。乐观在一九三五年时，曾在仰光燕子湖的雀登宫寺受过南传比丘戒。这时他到雀登宫寺，接洽重回寺中。但南传佛教戒律，凡是脱了黄色袈裟，改著其他颜色的僧袍，就认为是舍戒还俗。必须重受缅僧的沙弥戒、比丘戒，才能恢复缅僧的身份。他一一照做，又取得缅甸比丘身份，重回到雀登宫寺，做了缅甸比丘。
　　一九六六年元月，《海潮音》月刊因主编印海法师辞职，停刊了数个月。五月间乐观老和尚接任了编辑和发行人，把《海》刊迁至常乐寺编辑发行，如是又忙碌了十年，到一九七六年，他已七十五岁了，以体力日衰，不耐烦劳，辞去《海》刊编辑、发行等职务，由善导寺妙然法师接办。这以后，他不大出外参加活动，在常乐寺静修、著述。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一月四日示寂，世寿八十六岁，僧腊六十七夏。
　　乐观老法师文笔锋利，下笔万言，武院同学称他是“秀才和尚”。但行文时不免过火，近于尖刻。有人说他是“好骂人的和尚”，他一笑置之。他生平著作，已出版行世者，计有《阿弥陀经讲演录》、《僧侣抗战史》、《佛教民族英雄传》、《护国卫教言论集》上、下册，及回忆录性质的《六十年行脚记》等。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