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十余年（一九二二年）到六十余年（一九七五年）间，差不多半世纪的时间中，李子宽居士算得上是热心护法的大德。尤其是在台湾光复以后，大陆人士初来台湾的那几年中，他收回了台北名刹善导寺，协助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对于台湾佛教实有相当的贡献。
　　李子宽，名基鸿，号子宽，法名了空，湖北省应城县人，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出生。
　　李氏世代书香，曾祖宗膺公是道光丁酉科举人，祖父国霖、父亲安文都是秀才。他以伯父安邦无嗣，幼年承祧。他六岁启蒙，十岁依生父读四书五经，十三岁生父弃世，从叔祖世藩习八股文，二十一岁中秀才，继之考取官方主办的公费留学，到日本入法政学校，三年毕业，光绪一九〇五年回国。在校期间加入同盟会，辛亥年参加武昌起义，任鄂军都督府参议。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南北议和，孙大总统辞职，子宽偕田桐赴上海，迎孙公莅鄂，随行者有胡汉民、廖仲凯等。中国国民党成立，委子宽为交际干事。一九一四年，赴上海，从事新闻工作，任海上通讯社编辑，暗中从事反袁革命。一九一七年，孙总理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翌年，子宽赴粤效力，任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秘书，兼任粤汉铁路总局监督。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秘书长林直勉挽孙公趋珠海，登永丰舰驰赴黄埔，后泊白鹅潭。永丰舰所需一切补给，概由子宽与居正、石瑛等负责筹措运送。
　　尔后，许崇智任粤军总司令，任子宽为五邑军政处长，嗣任广东全省筹饷总局长。一九二五年，廖仲凯遇刺，子宽继任广东财政厅长。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子宽随军至湖南。蒋总司令以蒋作宾为湖北招讨使，子宽为政治部主任。子宽微服回武汉，策动守将刘佐龙归顺。北伐军光复武汉，成立政务、财务两委员会，子宽任财务委员会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奉派赴闽，初任财政特派员，继任福建财政厅长。翌年，奉召回南京，任财政部禁烟处长，未几调任南京市财政局长。一九二九年，任湖北省财政厅长。一九三〇年，鄂省府改组，改任湖北省财政特派员，兼鄂岸榷运局长及辑私局长，兼任河南省财政特派员及河南盐务局长，时有“一官五印”之称，烜赫一时。
　　一九三一年，奉调财政部裁厘办公厅主任，计画全国裁厘方案，百年秕政，一旦清除，此为子宽对国家之重大贡献。一九三二年，任子宽为全国禁烟秘书长，推行全国禁绝烟毒工作。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奉派赴粤任广东禁烟特派员。一九四〇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党政考核会政务处副主任。一九四六年，胜利复员，当选湖北应城县国大代表。
　　子宽之信佛，始于一九一八年。是年，蒋雨岩（作宾）假上海尚贤堂，邀请太虚大师与章太炎、王与辑等人演讲，子宽与会听讲，使他对佛教初生信心。他晚年在其回忆录《百年一梦记》中叙述这一段经过：
　　其时，陈元白、蒋雨岩、黄葆苍，请太虚大师在法租界尚贤堂讲经，约我同往听讲佛法，说一切法缘生性空，我觉得一切事物，皆现在实有，如何说空？初听佛法，未深入研究，但觉有意味，雨岩给我一本《八识规矩颂》，初阅不甚了解。嗣后于书局购得一本王书《金刚经》，每日临写几十个字，于般若波罗蜜多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句，不能了解，乃自取一名为“了空”，我心向往佛法，由此开始。
　　一九二七年，厦门南普陀寺住持会泉任期届满，寺中推选继任住持。这时是北伐期间，时有寺院为军队占用的事情发生。为保护寺产，南普陀寺所设的闽南佛学院教务主任常惺，提议聘请太虚大师继任主持，有保护寺产的作用。会泉十分赞成，即由转逢、转岸、常惺三人到上海礼请太虚大师。太虚应允，但为求福建寺院获得保障，他到福建后，先去福州拜访福建临时政治分会主席方声涛。这时，子宽由武汉初调福建，任财政特派员，

太虚大师无意和他相遇，乃由子宽居中协调，商得福建驻军的谭总指挥出了保护全省僧寺的布告，使福建寺院获得保障，这是子宽在佛教中初为护持三宝尽力。
　　一九二九年秋，太虚大师于游化欧美后归来，在汉口佛教会讲经，子宽时在湖北任财政厅长，每日列席听讲，并于讲经圆满后皈依了太虚法师。《百年一梦记》记载：
　　汉口佛教正信会会员与湖北省各界人士，（于大师莅汉时）开欢迎大会。我随在场，为亲近大师第三次。大师在汉口讲经，我必往听，于讲经毕后，收皈依弟子，约三、四百人。我约萧纫秋等，同往皈依。我领首，大师说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次说五戒，戒杀、戒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及烟，此为五戒。能全守著为满戒，不能全守者，守二、三戒亦可，此为我皈依佛法之始。
　　皈依之后，他成了太虚大师最忠实的弟子，也是大师弘法上得力的助手。由于他当时在省府的地位，被选为汉口佛教正信会的会长（以后连任了十五年之久），又担任太虚大师所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院护。后来，太虚大师创办世界佛学苑，子宽也担任董事。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后，子宽初在广东任职，未久到了重庆，时太虚大师驻锡四川北碚缙云寺，并创办了汉藏教理学院，子宽亦被推为院董之一。
　　一九四〇年，太虚大师发表〈精诚团结与佛教之调整〉一文，希望整理中国佛教，因之政府领导人曾召见蒋作宾与子宽，询以健全佛教组织之方案。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内政、社会两部颁发训令，佛教界组织“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指定太虚、章嘉、李子宽三人为常务委员，迨为一九四〇年征询方案之延续后果。一九四六年，胜利还都，子宽协助太虚大师著手全国佛教的整理，李氏东奔西走，煞费心力，方期整理有成，不意太虚大师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在上海圆寂。继之大陆局势激化，整理佛教的工作也就无疾而终了。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自大陆撤至台湾之前，子宽以世界佛学苑董事的身分来到台湾，原想寻找适当地点，把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设于武昌佛学院旧址）的图书及《海潮音杂志》、佛教文化社等太虚大师所创办的文化机构，迁到台湾，继续大师未竟的弘法事业。那时台北的善导寺，政府由日人手中接收过来，列为公产，但寺中房屋大部分被台北市政府军事科、征兵招待所、交通警察等机关占用，寺中只有本省籍比丘尼数人，维持香火。子宽以为善导寺是台北首刹，观瞻所系，有加以整顿的必要。后来得到孙张清扬居士捐助旧台币一千万元，子宽自捐伍佰万元，自比丘尼手中顶得善导寺的管理权，作为推动太虚大师弘法事业的道场。嗣后多方交涉，政府机关一一迁出寺院。
　　一九四九年初，子宽组织了善导寺的护法会，聘请太虚大师的弟子大醒法师任导师，同时《海潮音月刊》也由大醒主持在台发行。大醒未几因病请辞，又聘南亭法师任导师，寺中法务乃逐渐展开。不过导师只负责讲经说法、领众梵修，寺中的行政事务皆由护法会管理。后来，南亭法师也辞导师职，寺中导师乃告空悬，这时佛教僧侣有非议李氏不该以居士把持道场者，子宽博采众议，聘请印顺法师出任第一任住持，护法会也把行政管理等职权移交住持负责，外界议论渐息。后来，印顺因海内外弘化事忙，不克兼顾，辞去住持，并推荐演培法师继任。在此期间，又传出住持与监院间相处不洽，护法会偏袒某方的事件，又为子宽带来许多困扰。幸而李氏法名了空，善取空义，事情化解开后，也就不再执著于心了。
　　一九四九年播迁台湾，在来台的佛教徒中，具有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身分者，只有章嘉大师、东初法师与子宽三个人。是年七月，发生了治安机关逮捕僧侣事件，大陆来台的慈航、星云、律航等二十余人遭到拘留。子宽与孙张清扬居士等人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同时为了大陆来台僧侣身分合法化的问题，子宽与东初、白圣、南亭等

商讨恢复“中国佛教会”，并先在善导寺内成立了“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推东初任主任，南亭任秘书，白圣任干事，登记来台僧侣，设法维持其生活及道业。一九五二年，中国佛教会正式在台复会，章嘉当选理事长。事实上，此事幕后奔走推动者，以子宽之力居多。章嘉大师是青海人，密教领袖，对于汉族佛教制度不甚了解，故会务均以李氏意见为依归。
　　子宽早年在广州时，曾因故系狱，以诵《金刚经》得解。此后他以诵《金刚经》为常课，了知内外一切皆空及毕竟空义。他尝释《金刚经》为白话，名曰《白话金刚经》。一九三一年八月，太虚大师在北京讲《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记录结集成《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释》，子宽为纪念亡母七十冥寿，特印制三千本普赠亲友，太虚大师为之作序，称子宽曰：
　　在特躬涉世间，能澹泊名利。凡遇于国民有益之事，辄埋头去做，任劳任怨，忘毁誉，以行其志。自云颇得金刚之益，是洵能善取甚深空义而成就无量功德者......年来进德弥猛利，弘法济世之事，皆不倦随喜。
　　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子宽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二岁。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