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讲堂始建于一九三三年，地址现在上海市延安西路。当时，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大师，在宁波太白山天童寺担任住持，他的皈依弟子顾联承、邢明心夫妇，捐出祖产的花园用地，为圆瑛大师兴建此圆明讲堂，供大师在上海讲经弘法之用。圆瑛大师晚年，在此创办“楞严专宗学院”，聚众讲学；并在此撰著〈楞严经讲义〉二十四卷，人尊之为“楞严座主”。
　　一九五三年，圆瑛大师在宁波天童寺示寂，明旸奉师命书写遗嘱，并继任为圆明讲堂住持。一九六六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把明旸交付静安区宗教科代管，要他到帆布厂作工。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放宗教活动，明旸这时恢复了僧装，参加上海佛教活动。一九八三年，经过明旸法师的努力争取，重予恢复了上海的圆明讲堂，明旸法师继承圆瑛大师之志，重在圆明讲堂弘化。
　　明旸法师，俗家姓陈，名心涛，号俊豪福建省福州市人，西元一九一五年出生。父南金公，早年参加过同盟会，从事反抗满清的革命事业，入民国后执律师律；母蒋氏树英，任福州女子刺绣学校校长、兼刺绣工厂厂长，是个事业心很强的女性。蒋树英后来依圆瑛大师出家，法名明旭。明旸的父亲南金公五十五岁因病逝世，留下二子三女，长子心海，长女锦贞、次女淑贞，三女秀惠，幼子心涛。心涛就是后来的明旸法师。
　　心涛幼具善根，四岁时开始随著母亲启蒙读书，五岁入私塾，六岁入西峰小学。十岁那年，随著母亲于福州白塔寺，听圆瑛大师讲《仁王护国般若经》。时心涛年纪虽小，于听经已有所领悟，他见圆瑛大师庄严慈祥，随著众人受三皈依后，继而向大师要求度他出家。因为年龄幼稚，为圆瑛大师及他的母亲所劝阻。但他学佛之志坚定，次年随众参加雪峰寺四个禅七，坚持到圆满，深得圆瑛大师的赞许。于是在一九二七年，当十三岁的时候，在大雪峰崇圣寺，依圆瑛大师落发出家，法名日新，号明旸。继而随著圆瑛大师到了上海。
　　一九三〇年二月，圆瑛大师出任宁波太白山天童寺住持，带著明旸晋山。明旸在圆公大师身边学习经教，努力不懈。是年天童寺传三坛大戒，明旸那时仅十六岁，受戒不足年龄，经寺内五位大德向得戒和尚请示后，他才获准受戒。圆戒后仍在天童寺随侍圆公大师。圆公讲经时，常命明旸复讲，由于他辩才无碍，口若悬河，当时被誉为“神童法师”。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天童寺发生火灾，烧毁了天王殿、钟楼等九处五十五间房屋，圆瑛大师发愿于三年内募资恢复旧观，明旸则襄助大师擘划，终获成功。一九三五年，圆瑛大师的皈依弟子顾联承（法名莲成）、邢明心夫妇，捐出上海大西路两亩多土地，兴建圆明讲堂，作为圆瑛大师在上海弘法修持的道场。讲堂落成，明旸随著圆瑛大师自宁波到了上海，进驻圆明讲堂，明旸担任讲堂监院。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继而上海保卫战开始，圆瑛大师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身分，组织僧侣救护队，参与战地救护；成立难民收容所，收容救济难民。后来以难民人数太多，圆明讲堂中也设立了“第九难民收容所”，由白圣法师担任主任，明旸法师担任总务，综理事务。是年十月下旬，上海战事逆转，圆瑛大师率救护队撤退到汉口。当时战局紧张，救护队经费无著，圆公大师奉国府主席林公子超的函示，嘱他将救护队交付其他法师领导，希望他到南洋募化救护队的医药费。十一月中旬，圆瑛大师带著林主席的三封亲笔函赴南洋，由明旸随侍。圆瑛大师到新加坡、吉隆坡募捐，得到侨领胡文虎、文豹兄弟，李俊承、及商会会长黄重吉等大力支持，成果颇丰。
　　一九三八年七月，圆瑛大师以上海中国佛教会的函电交促，带著明旸回国。八月返抵上海。为时未久，有汉奸向南京日军宪兵总部告密，称圆瑛和尚曾到南洋

募款百万，资助重庆的抗日政府。到十月十九日，上海的日军宪兵队，以七部汽车载著荷枪实弹的宪兵，包围了圆明讲堂，入内把圆瑛大师及明旸逮捕，解往南京的日军宪兵总部。在南京受日军宪兵刑讯时，圆瑛大师不为所屈，从容陈辩。他在狱中除应讯辩论外，每日结跏跌坐，提起慧照，观照身心皆空，置生死于度外，了无挂碍，明旸也陪著大师被拘留兼旬。是时上海佛教人士极力营救，日军也慑于圆瑛大师在国内外的声望，不敢加害，于十一月十日，将大师及明旸同时释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圆瑛老和尚在上海圆明讲堂，创办了“楞严专宗学院”，招收学僧三十六人，自任主讲，白圣、明旸两法师任教务长。到一九五三年，圆瑛老法师在宁波天童寺圆寂，明旸奉师命书写遗嘱，继任为圆明讲堂住持。一九五四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第理事会，明旸被补选为理事，同年夏天，他参加了以喜饶嘉错为团长的“中国佛教访问锡兰代表团”，访问了锡兰。
　　一九五八年，以当时政策关系，佛教协会正在将一些不重要的寺院庵堂合并，出家人也要进工厂做工。在这种大气候下，明旸把圆明讲堂无条件交给上海佛教协会，自己只保留了楼下四个房间，两间作为圆瑛大师纪念堂，两间由他母亲明旭老师太及他自己各住一间，圆明讲堂的法器家具等物也造册上缴。上海佛协把圆明讲堂租给上海羊毛衫四厂，明旸和讲堂常住僧侣，全到外面的工厂做工。一九六二年三月，政策一度宽松下来，圆明讲堂重新恢复，明旸也由工厂回到讲堂。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八月间，一群红卫兵到了圆明讲堂，把明旸和明旭师太关入小室，逼明旸写“交待”。并一连三天翻箱倒箧搜索财物，把明旸的几千元积蓄，和一些建设公债全部抄走，并把讲堂中的经典、字画、佛像、法器等，在天井中全部焚烧掉。然后把明旸交付静安区宗教科代管，由居士林“造反队”发给他生活费，他和明旭老师太二人每月十二元。到一九七二年，又派明旸到帆布厂作工，帆布厂有工资发给，明旸的生活才获得改善。一九七七年，明旸年满六十岁，自帆布厂离休。
　　一九七八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定重点寺院对外开放。明旸这时恢复了僧装，参加上海佛教活动。一九七九年，由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中国宗教代表团”，以赵朴初居士为团长，赴美国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明旸法师也是代表之一，去美国访问。由美国回上海以后，中国佛教协会要筹设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由明旸法师担任苏灵岩山寺首座，及佛学院副院长。首期招收学员四十人，两年毕业。以后十年间，灵岩山佛学院培育出青年僧侣一百五十余人。
　　一九八三年，经过明旸法师的努力争取，重予恢复了上海的圆明讲堂、和圆瑛大师纪念堂。以后每年举办佛七、法会、讲经等活动。一九八七年，明旸老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一九八八年，复受奉派为宁波太白山天童寺住持。此外，尚先后兼任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福州西禅寺、莆田光孝等寺住持。一九九六年元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一九九八年后因健康衰退卧病，长期住医院疗养，经医务人员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二〇〇二年七月廿三日晚上十时五十分在上海龙华寺圆寂，俗腊八十七岁。
　　明旸法师是圆瑛大师的嫡传弟子，为临济正宗第四十一世，曹洞正宗第四十七世。在改革开放后，他经常代表佛教出国访问，足迹遍及东西亚、欧洲、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一九八七年七月，率领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寺僧伽法务团七十余人，抵美国旧金山万佛城，主持水陆空大法会。一九九三年四月，率领中国佛牙护送团到缅甸巡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首次到台湾弘法。他编著有《圆瑛大师年谱》、《佛法概要》等书。中国国际出版社印行有他撰写的《明旸法师海外弘法参访记》正、续集。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