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镜宙居士
朱镜宙居士(1890~1985年)编辑本段
朱镜宙,字铎民,晚号雁荡白衣,又号雁荡老人;法名宽镜,法号佛显。浙江乐清县瑶奥村人,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八九〇年一月十三日)生。
他幼年家贫,体弱多病。六岁入私塾启蒙,十三岁入当地文昌书院攻读经史,十六岁应童子试未中,转入瑶奥村铸英小学插班。越两年,乐清劝学所所长曹志舟创设师资讲习所,铎民考取入学,以第一名毕业,任瑶奥村铸英小学教员。
宣统二年,以朱衣德之名考入官立浙江高等巡警学堂,赴杭州入学。次年辛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时,钮永建在上海组织学生军,铎民在杭州联络同学响应,并执笔撰写宣言,送《全浙公报》发表,传诵一时。杭州学生报名参加者,一星期间数逾千人,铎民谒浙督汤寿潜请点收,汤督允其请,铎民亦入新军八十二标从军,任第三队司书。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三月,巡警学堂并入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铎民退伍复学,至一九一四年六月毕业,时已更名为朱镜宙。
铎民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国民党,先后入杭州《自由报》、《民铎报》任编辑,并自创《天钟报》,曾谢绝浙督汤寿潜赠款,以保持言论自由。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天钟报》以言论激烈而遭查封。一九一四年,法政专校毕业,入温州《天声报》任主笔。一九一五年夏,又以文字激烈贾祸,为县府拘捕,系狱五日获释,赴上海入《民信报》,主持地方新闻及时评。时,袁世凯谋称帝,国民党在沪同志纷纷以言论唤醒倒袁。一九一六年夏,袁世凯逝世,《民信报》停刊,铎民应北京《民苏报》之聘任编辑。
一九一七年,黎元洪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解散国会,张勋复辟。八月,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铎民间关南下,任军政府参议,曾谒孙先生于河南士敏土厂,并获识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
铎民在广州停留不久,旋应新加坡《国民日报》之聘,赴星洲任该报总编辑。铎民在星半年余,呼吁华侨团结互助,筹建中华会馆,遭英政府之忌,逼其离开报馆。铎民乃辞职游马来全岛,考察实业、矿产及华侨教育。一九一九年秋,返回温州,以考察所得,撰《南洋群岛──英属之部》一书,由浙督卢永祥为之印行,上海泰东书局发售。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见此书,约铎民入京一晤,垂问南洋华侨情形甚详,询及今后工作计画,铎民答拟赴菲律宾、安南、爪哇考察,以加强国人对南洋的认识。徐大总统勉其为国努力,并嘱其秘书长吴笈孙,致赠铎民旅费三千元以壮行色。
一九一九年,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铎民与发起人王光祈友善,亦加入为会员。铎民离京前,乡人黄溯初推介其于中国银行张公权氏。张氏聘铎民为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南洋经济特派员,铎民乃再度赴新加坡,停留两月余,奉张公权电召回国,出任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副行长,赴厦门就职。
一九二三年秋,铎民因公赴上海,因便访谒章太炎先生,并陪侍太炎先生赴杭州。返沪后,章夫人汤国黎女士语铎民,章先生欲以三女妻铎民。一九二四年三月,铎民与章女在上海一品香饭店结婚,婚后偕赴厦门定居。铎民除任职中国银行外,并兼任厦门大学教授。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蒋中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时,浙军第一师之旅长余宪文、石铎,均为铎民温属同乡,交谊素笃。铎民默察时势,念“报效国家此其时矣!”乃游说二人响应革命军。余宪文允诺,石铎则犹豫无结果。铎民赴上海谒蒋总司令,蒋允予余以师长名义,余乃率部投入革命军旗下。
时,徐桴(圣禅)任总司令部军需处长,邀铎民任副处长。铎民乃辞中国银行职,到南京总司令部服务,其间会随侍蒋总司令屡赴前线。一九二八年春,总司令部参谋处长陈焯任二十六军军长,委任铎民为军需处处长。一九二九年五月,蒋主席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二十六军自山东复员,铎民离职。时,徐桴出任上海市财政局长,邀铎民任财政局秘书,并筹备上海市银行,兼南市分行经理,代理市库业务。
一九三三年五月,前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出任甘肃省主席,邀铎民任财政厅长兼禁烟局长。铎民在甘省三年,兴利除弊,成绩卓然。一九三六年四月,朱绍良辞省主席职,由东北系将领于学忠继任,铎民赴京谒蒋委员长,辞职离甘。后以张学良、于学忠坚留,铎民请示蒋公后,与于约效力六个月为期,至是年十月辞职。铎民在甘期间,聘倪文亚于秘书,对之襄助良多。
铎民南归,途经西安,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力挽其任陕西财政厅长,到任月余,西安事变发生,为杨虎城软禁于陕西省银行。事变结束,铎民辞职离陕,返南京以书面向蒋委员长报告事变经过,然后赴上海疗养。
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十一月,财政部任命铎民为川康税区税务局长,铎民赴汉口谒孔祥熙部长,后买轮入川,赴成都接事。任职三年,两度深入川康腹地,巡视榷务,税收由每月三十万元,至卸任时增加一倍以上,而税局支出较前任每月减少五千余元。
一九四〇年底,财政部左迁铎民为湖南省税务局长,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保荐其为陕西省财政厅长,重庆市长蒋志澄亦邀其出任重庆市财政局长。铎民以健康情形极度恶劣,对新职一一辞谢,移家清流县乡居疗养。
是年冬,铎民以体弱失眠,久不能愈,赴重庆长安寺访太虚大师。大师付以《金刚经·心经合刊》一部。铎民读经后深有感悟,伏案流涕,不能自己。自此笃信佛教,研读经论,遍访川中名山大寺,与方外人游。是年,铎民五十岁,这是他皈依佛教的因缘。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铎民返上海,偕内弟章导赴苏州祭告外舅章太炎先生墓。并返回乐清扫祭祖茔,捐祭田五十亩,为族人设置义仓一处。返回上海后,一度出任上海瓯海银行总经理(董事长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徐寄顾)。惟此际铎民出世心切,不久辞职,赴南华寺随侍虚云老和尚,穿圆领衣,与僧众同操作,吃饭时入厨下与饭头僧同食,俨然一苦行僧矣。
一九四九年,大局恶化,仓皇随政府来台,章夫人陷上海。铎民抵台之初,寓观音山凌云寺,阅藏静修,政府聘其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铎民以台湾佛经缺乏,与李子宽居士、大醒法师等发起成立台湾印经处,印佛教经论流通。并与屈映光、赵恒惕、钟伯毅等发起修订《中华大藏经》,对台湾佛教贡献至钜。
铎民晚年寓居台中正觉寺。时,佛教居士李炳南、朱斐、于凌波等创办佛教菩提医院,铎民捐款出力,支持颇多。一九七六年,因腿部骨折,住菩提医院疗养年余,复住正觉寺礼佛诵经。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病逝于省立台中医院,享年九十六岁。
铎民博通典籍,淹贯儒释。一九六一年,曾出版《五乘佛法与中国文化》。一九七〇年,八秩寿辰时,赵恒惕、蒋鼎文等发起,集资印其来台后之著作《咏莪堂全集》,包括《五乘佛法与中国文化》、《八大人觉经述记》、《论地藏经是佛对在家弟子的遗教》、《维摩室誊语》、《咏莪堂文录》、《思过斋丛话》、回忆录《梦痕记》上下册。前四种佛学书类,由周邦道居士列入“中华大典”宗教类佛学门,由中国文化学院印行出版。
附录一《五乘佛法与中国文化》
在朱铎民的佛学著作中,以《五乘佛法与中国文化》为代表。这本书的写作因缘,见于该书第一章〈儒道思想与佛家二谛〉的引言:
这本小册子,是应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为纪念释迦牟尼佛降生二千五百年而写的,题目也由该会提供。其时我适在中佛会讲五乘佛法,故接受下来。惟范围相当广泛,仅就五乘佛法来说,即已摄尽三藏十二部经。再加中国文化,内容的复杂,可想而知。兼以定时交卷,时间又非常迫促,故仅能概括的说个大概。
这本书的内容与要点,见于该书的自序:
五乘是佛陀说法的对象。佛于菩提树下,睹明星而证道,嗣后在四十九年的生活史中,对一切众生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不出五乘范围以外。五乘,即人乘、天乘、声闻乘、辟支佛乘,菩萨乘是。人、天二乘,是世间法摄;余之三乘,出世间法摄。
所谓世间,即欲贪染著的代名词。申言之,则有色、声、香、味、触,与财、色、名、食、睡的种种欲贪是。一切众生,对这种种欲贪,染著复染著,紧紧将自己系缚起来,无法得脱。三界之中,人不必说,以天乘言,欲界天有欲界系苦,色界天有色界系苦,无色界天有无色界系苦。系就是缚,系缚之果,虽有欲、色、无色界的不同,其为系缚则一也。既有系缚,就不得自由。既不得自由,非苦是苦?是以佛常说:三界牢狱,世间苦海。
这就是世间的真像。三界无安,有如火宅。火宅,是充满众苦的地方。如何离苦呢?序文中说:
我们既知道世间的苦是起于种种欲贪,那末,只要将这种种欲贪损之又损,宛如磨镜,日日磨之不已,尘垢渐薄,光明自可渐次发露。这就是出世间了。三乘的声闻、辟支佛、菩萨之出世间法摄,以其能将种种欲贪损而又损之故。
将贪欲损之又损,有如磨镜,这是一种渐修的工夫。神秀大师偈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也是这个意思,序文中继曰:
现在,我们以出家比丘为例吧!比丘无男女室家之累,色的系缚解脱了;不听歌舞,声的系缚解脱了;不香鬘涂身,香的系缚解脱了;日中一食,味的系缚解脱了;身披粪扫衣,触的系缚解脱了;手不握金钱,财的系缚解脱了;树下一宿,眠的系缚解脱了。人们是由色、声、香、味、触与财、色、名、食、睡种种欲贪交织而成世间像。世间相断,故谓之出世间。
出世间是解脱支系缚的不二法门,但这并不是根器浅薄的凡夫人人所可做到的。所以,于出世间之外,仍有人天二乘的世间法。序文谓:
出世间乃大丈夫圣贤们事,非一般根器浅薄的凡夫所能领受。佛为随顺众生,故又说了人、天二乘的世间法,作为出世间的桥梁,如人乘的五戒,原是三乘一切戒的根本。在消极方面说,戒是止恶;在积极方面说,却以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为出发点,与儒家“民胞物与”之义相合。人们如能切实奉行,世间将无贪嗔不平之事,世界自然永远太平了。
以上是对五乘佛法而说的。至于中国文化,序文谓:
说到中国文化,自然离不开儒道二家。儒重人伦,偏于有为;道主避世,偏于无为。佛法非有为,非无为;亦有为,亦无为。言有为,故与儒通,言无为,亦与道通。故自汉世传入中国,即能迅速的传入各阶层去,上自天子,下及庶人,无不普遍信受。
自唐代慧能大师挹佛法之精华,创为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禅宗,于是一花五叶,天下靡然向风矣!递嬗至宋,影响所及,于儒则有濂、关、洛、闽的勃兴,于道则有南、北二宗的建立,要皆以佛法为其蓝图。自是以还,佛儒道鼎足而三,同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以上就是本书内容的要点。简单的说,五乘佛法就是:
人乘:乘五戒以生人中。
天乘:乘十善以生天上。
声闻乘:乘四谛而证声闻四果。
辟支佛乘:乘十二因缘而证辟支佛果。
菩萨乘:乘六度而证佛果。
全书十二万言,分六个章目:
一、儒道思想与佛家二谛
二、五乘略说
三、五乘共法
四、佛儒道思想同异观(上)
五、佛儒道思想同异观(下)
六、结论
这本书曾多次再版,后来周邦道居士主编“中华大典”时,将之列入宗教类佛学门丛书。
附录二台湾印经处始末
铎民对台湾佛教有过重大的贡献,就是创办“台湾印经处”,印行佛经流通,使佛教经典贫乏的台湾,注入一股新甘泉。而今事过境迁,所知的人已经不多了。
台湾受日本统治五十年,文化出版事业受到压抑,连带著佛教经典也极端缺乏。一九四九年夏季,铎民来台之初,向台北郊区观音山凌云寺的荣宗法师借得寮房一间栖身。他到台北买佛经,好不容易找到一部木版的《净土五经》,定价老台币八万元,并且只此一部,后来者即无书可买。这就激发了他办刻经处,使佛经广为流通的构想。
他初到台湾,识人不多,遂走商于老友李子宽居士。子宽居士欢喜赞叹,允予支持。时,大醒法师在座,称:
台湾如想像大陆那样刻经,恐怕不容易办到。如用活字排印,何不就叫做台湾印经处?
这“台湾印经处”之名称就由此而定。办印经处,首先要有一个董事会。李子宽拟出了一分董事名单,聘请陈静涛、王宽震、吴蕴斋、孙张清扬、陈慧复、李文启,张云铁、赵德馥、竺明道、赵夷午、卢滇生、陈景陶等为董事。董事会开过一次会,通过了初步选印的三十种佛经目录,印经处就算成立了。
可怜这个“印经处”,一无处址,二无经费,三无办事人员。各位董事不过是挂名随喜,印经处的事务事实上是由铎民一个人唱独角戏。至于经费的筹集,印经处成立之初,铎民即与李子宽居士相约,在印经处没有成绩表现以前,不向外公开募款,更不向本省佛教徒募捐。要印某一本书,询明价格,由他们几个相知的朋友捐助,在书后印上收支报告和捐款人的姓名。当第一部《金刚经八种合刊本》出版时,印刷费不敷数十元(当时已改为新台币),由承印的台湾省政府印刷厂几位员工捐款凑足。
印经何以要到省府印刷厂去印呢?这又说来话长,原来日本人统治时期,印刷业是管制行业,民间不能随便经营。光复之后,不再管制了,但市面上有印书能力的印刷厂仍不多。这个省府印刷厂前身是台湾总督府的印制局,机器设备和字型都齐全,是惟一有能力印大量书籍的工厂。这就是不得不在省府印刷厂印经的原因。
当时的省府印刷厂,位于台北的西宁南路。铎民居士在郊区的观音山,他为了到印刷厂看样版及校对,每天早上由凌云寺步行十里山路,到达通公车的成子寮,再坐上三十多里的汽车始到市区。那时光复未久,路敝车老,行无定时,好不容易上了车,车颠得人在车上像跳舞。晚间回山,再颠一趟,仍要走十里山路。书印好以后,包扎付邮,仍由他一人包办。但包扎书也要有个地方,后来由开泰华电器行的李文启居士,在电器行的楼上让出了一席之地,给他不少方便。但经书不断的印,多余经书的放置又成了问题,他想在善导寺借一间寮房,但以机缘未顺而未果。
至于经费来源问题,在《咏莪堂文录》中有一篇〈为台湾印经处告读者书〉:
第二部是《净土五经七种合订本》,得香港吴蕴斋老友的鼓励与赞助而出版。《金刚经八种合刊本》转瞬已尽,王宽震居士全力赞助,又顺利再版了。第四部经,南怀瑾居士以其合股经营影片之余利一千余元,全数捐助,亦得继续问世。而《地藏经》与《佛法要领》之得刊行,则赖孙张清扬居士(即孙立人将军夫人)之力。《圆觉遗教四经》之得刊行,则赖卢滇生、陈景陶二居士之力......
法师方面,最使人惓惓难忘者,即为道源老和尚。他在十普寺讲几次经,因为讲本都由印经处供给,故在讲筵上,总是频频赞叹。《楞严经》的出版,慈航老和尚倡捐的功德最大。《法华经》之出版,白圣法师倡捐之力独多,而《杂阿含经节本》之出版,出于南亭法师一人之赞助。
印经处成立之初的情况,大约如上文所述。铎民在《梦痕记》中提到了印经处的转机:
这样艰苦支持了三年,被周月波君知道了,邀我去同住,因识其弟春煦、弘毅二君。后来,周春煦居士竟成为一个绝大的得力助手,并成了一个佛门虔诚的信徒,不仅包扎付邮,概由其一人负责;甚至接洽印刷,奔走捐款,亦得其助力不少。往往印好一经,春煦忙到夜半,仍不得休息,终致积劳成疾,殊可感念。
印经处会计,初由李文启居士兼任。后,文启赴香港,改由协盛昌经理李本慈居士代劳。李赴巴西,则由春煦兼之。放款由月波经手,吃倒帐要赔。弘毅居士则以房屋水电相假,十年如一日。印经处得以略有成绩表现于世者,周氏三兄弟之功也。
台湾印经处每年均有一分〈致各董事书〉,报告一年来经费收支,印经数量,结余之经费、纸张、经书等。我们来看印经处成立十周年时的报告书:
兹将十年经过概况略陈如左,愿各位董事先生幸省览焉:
一、发起缘起......
二、会计独立......初皆由李文启居士任之......如是三年,李居士因事去港,坚辞会计,乃转商协盛昌经理李本慈居士。承其慨诺......
三、收支概况:印经处经费收入,不外以下四途:一、董事捐助,二、临时劝募,三、利息收入,四、售经收入......十年之间,从未在事务方面,如房租、水电、交通、文具、伙食等处花过半文。至于薪津,更不必论......
四、出版经书:总计十年之间,所印经书,计有初级七十五种,二版十三种,三版十三种,四版六种,五版七种,七版一种。约计二十余万册,如下表......
五、今年展望:以上所列各种经书,系截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为止。其在一九五九年已出版者,尚有初版《大乘缘生论》一卷,《持世经》十二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其在排印中者,有《续高僧传二集》五十卷,《杂阿含经》五十卷......(共计二十七种,一四六卷)。
铎民就是这样无中生有,艰苦备尝的支持印经处,前后计十三年之久。到了一九六一年,他已七十二岁,以年衰多病,住院治疗,台湾印经处由善导寺主持道安法师接办。他有一分〈致台湾印经处各董事及读者书〉,报告他移交的经过:
各位董事暨读者先生慈鉴:台湾印经处自成立以来,深蒙各位大德热心爱护,业务进展,得以与日俱增,私衷感激,莫可宣言。兹以衰年多病,医戒节劳,已于夏历去腊,移交善导寺住持道安法师接办。其时,镜宙适卧病台北医院,未能及时向各位大德报告,更用歉然。现在虽已时经半载,仍有未明接替情形,惠书垂教;更有布施及汇款请经等事,益使我彷徨无地。爰将经过情形,借《菩提树》一角,为各方大德一一略述之。
一、截至一九六一年夏历十二月止,镜宙将台湾印经处经手期间内之一切业务,作一总结束,分别开单,移交道安法师继续经营......
甲、结存现金部分:
一、历年结存现金台币二万三千四百七十一元正......
以上五笔,共计台币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一元六角。除《菩提树》月刊社(书款已汇交道安法师)外,余均如数由周春煦居士面交道安法师亲收,具有收据备查。
乙、结存纸张部分:
一、结存清水印刷厂印书纸共六十七领四十一张......以上四笔,共计结存一百四十领四百二十六张......均由周春煦居士将各厂纸收据,交道安法师亲收,具有收据备查。
丙、结存经书部分:
一、历年结存各种经书共计六万一千五百七十本......
丁、结存外埠经书及书款......皆由道安法师转交李云龙居士查收,具有收据备查。钱召如居士为本处校对数载,往来车费,未支分文,合并志谢。
戊、......各种经书纸型八十二副......影印底片四十五副......
己、杂项:各种锌版三十七个,信封共一千六百个,......空白收据及聘书等件。
二、印经处自一九四九年创办,迄一九六二年一月止......共出版经书一百五十五种,约计四十三万册......
我之所以不惮烦琐,抄录这些数目字,主要在说明老居士处事一丝不苟的精神。我是以读印经处赠阅的梁启超著《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书而皈信佛教的。印经处出版的经书,我请购了五十余种,迄今仍保存在书架上。故我对铎民老居士,及为印经处尽力的诸位居士如周春煦、钱召如、李文启等,均具有无上的敬意。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才是无私无我的菩萨行。
附录三朱镜宙与虚云、太虚两大师的情谊
铎民幼年家境贫苦,其在杭州警校及法政学堂之学费,皆由朱氏各宗祠负担,惟其勤勉好学,力争上游。自新闻界转入银行界,再转入军政界,两任厅长,一任局长,可称一帆风顺。惟其个性耿直,一丝不苟,实是修道之士,而非官场中人,故其五十岁时谒太虚大师,皈向佛门,实是机缘成熟,脱离苦海也。
铎民与太虚大师之交往,在《咏莪堂文录》〈我对于太虚大师的新认识〉一文中述之甚详:
我于出家比丘中,认识太虚大师最早,其地点与时间已不能记忆。一九三五年,师驻锡庐山大林寺,余尝以事入山,因时不得见。抗战军兴,避地西蜀,过从益密。某日,谒师于重庆长安寺,欲得《心经》以压邪,师举《金刚经合刊本》以赠,归而读之,月余稍通利,竟致掩卷流涕。我之出耶入佛自此始,而大师实我惟一之接引菩萨也。假使当日不以《金刚经》相假,虽至今仍为外道谤佛之人,亦未可知。
我交大师,先后足二十年,在此相当漫长的岁月中,未尝从大师闻法,但仅介绍我入中国佛学会,及为蜀版海刊募捐而已。后闻我病,特向戴季陶院长借车,接我上北碚缙云山休养。居旬日下山,同浴温泉,始互相珍重而别。那种慈祥而温暖的态度,迄今十余年,犹盘亘脑海,久久不能去。
二人交往,《太虚大师年谱》中亦有记载。一九三四年七月,大师抵庐山,八月十二日记曰:
八月十二日,大林寺举行暑期讲习会,到马秀芳、李协和、王一亭、梁赵懋华、阎宝琛、萧一山、韩立如、朱铎民,及德人博尔士满等。
则二人相识,应更早于此时。
铎民与太虚大师交往,并未向大师皈依。他的皈依师父是虚云老和尚,时间是一九四七年春季,地点是在广东韶关的南华寺。《虚云和尚年谱》记载:
一九四七年丁亥,(虚云老和尚)一百零八岁:
春,仍赴南华传戒、讲经......
(笔者按)南华传戒时,有朱镜宙居士,系章太炎之婿,传章唯识学,好禅宗,远来谒师。朱有与师论禅宗问答之辞,附录于后。
(附录)弟子宽镜问:老和尚座下,修持有心得者究有几人?师曰:现在连找一个看门人竟不可得,遑言其他?南华至今丈席犹虚,即可慨见。
宽镜又问:“知幻即离,能所双忘,正这么时”,是否与六祖告明上座“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相契合?
师曰:这是六祖勘问之语,知幻即离尚有所在,不能谓为能所双忘也。
又问:天台宗三观之义是否与三性之义相合?
师言:台宗设三观以为用功次第,而禅宗无次第。
语已,出观源居士撰《质疑》一书见示。最后论及《金刚经》,师笑曰:《金刚经》注释多至数百种。宽镜曰:但弟子读经,从未读注。师曰:不读注亦好,熟能生巧,只要科判明白,久读而能了悟,读之反易受其左右。宽镜归读《质疑》竟而后知一切疑议皆是戏论,未证而说,开口便错,不禁汗下,深自忏悔,憨山大师云: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说法之难有如是者。
铎民到南华,前后二次,首次是一九四七年春戒期中,二次是一九四八年春戒期中。
他第二次到南华,于戒期中受了菩萨戒,是年他已六十岁。时为农历四月,天气炎热,他随众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参跪数小时,汗如雨下,他竖起腰板,支持到底,可见其道心之坚。南华戒期圆满,老和尚语铎民云将去云门,铎民求同去。老和尚告以:云门正在兴建,食宿不便,怕你吃不了苦。铎民坚求,老和尚允之,为铎民衣圆领衣,师徒步行上路。南华距云门一百二十二里,一百零九岁的师父与六十岁的徒弟步行抵达。到云门后,老和尚嘱侍者,对铎民的饭菜要以客礼相待。铎民向侍者辞谢,私自到厨房中与饭头师同食残余饭食。
铎民在云门住到残冬,徐蚌会战失利,他衡量时局,决定赴台湾。他赋诗向老和尚告别:
古寺负荒陬,平林暮霭浮,云兴千嶂雨,叶落万山秋。
白发催人老,红涛卷地愁,蓬莱如可到,聊作避秦游。
他在《咏莪堂文录》的〈我所知道的虚云老和尚〉一文中,写到他们师弟分别的情形:
余以时局急变,请老和尚同去台湾暂避。师叹曰。台湾我去过,男女杂居,有同尘俗。我去,说,不好;不说,又不好。余曰:香港如何?师曰: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耳......临行之日,老和尚亲送里许,站在高岗上,双目视余,兀立不去。余且行且回顾,向老和尚挥手,请其回寺,老和尚一如不见不闻,兀立注视如故。余不觉放声大哭,遂遥向老和尚叩头三拜,及至彼此不见人影时始已。老和尚其殆预知此为吾师弟二人今生最后之永别欤?
铎民于虚云老和尚,是师弟关系;而于太虚大师,情谊介于师友之间。太虚大师晚年,倡比丘参政之说,铎民不以为然,自恃与大师数十年交谊,与大师往返商榷达六次之多。他曾致书大师称:
若夫服务人群,参与政治,凡尊诲中所认为时机者,大师可从旁率,鼓励白衣为之。比丘仍应务其所当急,此区区之意也。夫佛法不见重于今日功利之世,乃自然推演之结果。以孔孟之请求世法,尚不免于孔家店之危,何况吾徒?大师不闻今人之口号乎?“生活即斗争”。吾人将忍驱缁流以从事斗争乎?佛法者,无诤法也。有争,即非佛法。然则将不斗争乎?世必仍诋吾徒为退婴,为消极,为无益人群;当此之时,大师非以道殉人,必致进退失据,可断言也。然则吾徒亦惟有笃信所守,不随俗转,同时尽心力于责任内事,静以待时,惟贞惟一,允执厥中,为计之上,莫过于斯。我不自亡,人安能亡?历代排佛亦数数矣,而终屹然未能有亡之者,矧当此信仰之世哉!大师敝衣菲食,躬行节俭,和光同尘,世人共仰。镜宙追随有年,启迪尤多。今此知见云云,亦得自大师之沾溉者。溽暑伏维为道珍摄。敬颂
法乐
弟子·朱镜宙和南
铎民与大师往返商榷时,“当时颇有以佛门诤子自命之意”,他当时曾题一绝以见志:
维摩饶舌诉心声,只恐鹤潦汩众生;
宁使热轮顶上转,不将佛法作人情。
关于此事的经过,铎民在《梦痕记》中曾慨然说:
我认为欧阳竟无老居士至今仍活著的话,那末,大师比丘参政的公开发表,就要郑重考虑了。古人谓国有诤臣则国兴,家有诤子则家全。佛门何独不然?
按:欧阳竟无居士生前曾发表〈辨方便与僧制〉一文。在“次辨明僧制”一节称:
一、出家者应行头陀,居兰若也......二、出家者不应参与世事,又不应为名利亲国王宰官也......三、出家者不应服官,不应与考也......四、出家参政大违佛戒,亦有碍世法也......
他是反对出家人参政的。
不过,事过四十余年,今日台湾各级议会中全武门斗争的情形,出家人参与其间,真不知何以自处?这就不能不佩服铎民的见解了。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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