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一九五六年，佛历二五〇〇年十月十四日，印度那哥不尔市每个人都看到一件宗教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大事。在这一天，这位以前被压制的印度领袖--安柏克博士（Dr·B·R·Ambedkar）正式皈依大觉者佛陀，并祈求为他的从者保证人类尊严，同时他们的子孙在印度宗教之下，能得到社会的正义。这不仅是一件大事，而且是一次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件事的进行，有五十万个人也来皈依佛教。这当然是人类在宗教纪事上，一个少见的现象。这一决定是在没有思想自由和不人道的时代里，这一群广大的贱民摒弃了印度的神教，公开地反对社会的阶级观念，经济的束缚和政治的污腥。
　　以上这件事，在形式上不仅蔚为壮观，同时这个决定在本质上也极为重大，而不是偶然发生的，虽然这颇像是一时的努力或感情激动的成效，然而，事实上这是伟大领袖安柏克博士经过二十年以上深深的思考所作的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安博士的兴起是印度历史上，划时代的特征。经由他的努力，印度的所谓“贱民”，不但解脱了长久的束缚，而且全体加入了佛教。生逢这个时代，他们在印度是最下贱的人种，安博士显然地面临和经验到不可言喻的屈辱。然而，在他那方面，须经过困厄的命运，藉著努力、容忍、坚持、聪明和希望才能受过良好的教育，如今，他已是现代印度的最高领袖中的一人，不单是如此，他还成功地提高了他们整个团体的人类权利。
　　安博士早在以往就看出奴隶的制度是印度阶级的副产品。同时他深信没有办法可以解脱“贱民”被唾弃的观念，除非消灭阶级制度。所以，毫不犹豫地，他全心全力以赴。在这方面失败了，他只得离开，但是选举的过程中，印度宗教偏袒某些教徒，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人民能够作为自己未来命运的主宰。
　　安博士决定后不久，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注意到佛法。我确认，佛法以它没有阶级的气质、科学上的外貌、修习的意识以及人文主义的态度，会为一般人所欢迎。同时最快乐的一件事是我的戒师、义大利已故的罗迦那达法师来到我这里，讨论欧洲传教的问题，那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我说不但要到欧洲，同时也要到印度去，于是写信与那边的安博士联络，使他和他的人民有接受佛法的机会。这次可贵的传教工作做得不但快，同时也做得非常成功。在他和安博士之间的通信中，有了详细的说明，在他们接触之间，播下了佛法的种子，虽然艰辛的努力和较多的贡献是由佛教徒所发动，但是使他的心中留著极深刻的印象。
　　我个人于一九五〇年第一次和安博士见面，那是在锡兰第一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上，他以显赫的观察员身分参加。他和我在世界佛教活动有接触，同时有一段时期和我相处在一起，但是我是此会中世界弘法委员会的主席，不能与他交谈太多，然而我们的友情发展得很快。我很快乐地看到他称赞世界弘法的工作，他认为那是全世界福利事业的核心。
　　一九五四年在缅甸仰光世佛会上，我们又见面，这一次世界弘法会的工作又占去了我的整个时间。然而安博士也把他的精神放在弘法会上，决定和我相处一段较长的日子。这一愿望使我们之间过得非常愉快。世佛会过后，他在瓦坑市也作了我一个星期的客人。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这一星期，我们交换了改进世界佛教的意见，尤其是振兴印度的佛法。不但如此，他除了在瓦坑市发表演讲之外，也参加了苏尼大楼讲堂世界佛教徒的会议，讨论把佛教带回印度的办法。总而言之，在早、午、晚餐的时候，我有特权与他长谈有关他正式改变宗教信仰的事情，自从一九三五年与罗迦那达法师接触以后，虽然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佛教徒，但他仍未正式的进入佛门。我说服他必须作最后的决定。他向我坦白，正式宣布为佛教徒，目前还有许多的困难。当然，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因为其中有许多的因素在内。然而他答应我，我

的建议是他最满意，有深刻的参考资料。
　　非常幸运地，建议有了结果，当他和我相处的第五天，在回答我“早安”的声中，他愉快地宣布，当一九五六年摩诃佛陀二千五百年纪念要来临的时候，也要正式皈依佛教。他这一突然的消息，使我欢喜若狂，于是我好像亲兄弟一样地上前拥抱著他，以亲切的口吻对他说：“从此以后，你是我师兄了。”他也以甜美和谦逊的语气说：“不，是你！虽然你比我年轻，但在佛法的年龄上，你比我大了二十岁。”无疑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一九五四年冬天早晨，在瓦坑市的庄严宣布，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四日在印度的那哥不尔市终于实现了。他之所以皈依佛教，乃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细心考虑的结果。那哥不尔的宗教改变给了我们一个教训，这是一个努力追求人类尊敬、不顾一切障碍和困难的教训。这也是佛陀教导我们，提高个人或他人最高道德和精神文化的价值。在纪念这位“大师兄”的事迹中，没有更大的贡献能够超过静静地思维和学习他那种不屈不挠，不断奋斗，直到佛法及时在印度和各国实现为止。
　　（英国苏尼博士著,莫佩娴译）（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