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可，字达观，号紫柏，世称紫柏尊者，是明末四大师之一。俗姓沈，江苏吴江人。十七岁时，辞亲远游，欲立功塞上。行至苏州，宿虎丘云岩寺，闻寺僧诵八十八佛名号，内心欢喜；次日晨，即解腰缠十余金设斋供佛，从寺僧明觉出家。

　　真可出家后，常闭户读书。年二十，受具足戒。不久，至武塘景德寺闭关，专研经教，历时三年。后至匡山，深究相宗。万历元年(1573)至北京，亲近华严宗匠徧融于法通寺，又从禅门老宿笑岩、暹理等参学。万历三年(1575)至嵩山少林寺参谒大千常润。见常润上堂讲公案，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不以为然，遂不入众。不久南还，至浙江嘉兴。时密藏(道开)钦仰真可的风范，特自普陀山来访，真可即留他为侍者。嘉兴楞严寺是宋代名僧子璿著经疏处，已久荒废，真可发愿重修，命密藏主持其事。

　　真可在万历初年，曾听法本(幻予)谈起袁了凡慨叹请经困难，有易梵夹为方册以便于印造流布的愿望，而法本自顾力弱难行。至是，真可为撰《刻藏缘起》，陈说刻藏利益，鼓励募刻全藏。得到陆光祖、冯梦祯等热心赞助，真可即令密藏筹备刻经事。万历十七年(1589)，方册藏始刻于山西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由真可门人如奇等主持。因山中气候严寒，不便刻经工作，四年后(1593)南移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他的门人桐城吴用先为他修复径山下院化城寺，作为贮藏经板之处，并施资刻经数百卷。

　　万历二十年(1592)，他游房山云居寺，礼访隋代高僧静琬所刻石经，于石经山雷音洞佛座下得静琬所藏佛舍利三枚。神宗生母李太后曾请舍利入宫内供养三日，并出帑金布施重藏之于石窟。后来他又与高僧德清(明末四大师之一，详见本书《德清》条)同游石经山，以皇太后所施斋衬赎还静琬塔院等，请德清为撰《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碑现存云居寺)。并与德清共议续修明代的《传灯录》。旋德清被官厅认为私建寺院，谪戍广东，续修《传灯录》之愿未能成就。

　　万历二十八年(1600)，真可因对南康太守吴宝秀拒不执行朝廷征收矿税命令而被逮捕表示同情。他常慨叹着说：“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因而遭到一些宦官的嫉恨。这时他的门人为他的安全着想，相继写信劝他出都。不久京城发生了一项谣言，称神宗要改立太子，以挑拨起宫廷纠纷的妖书事件。神宗下令搜索犯人。忌恨他的人以太后曾因真可在石经山发见舍利而施资供养，遂诬他以滥用帑金之罪，捕之下狱。并诬陷他是《妖书》的造作人(《紫柏尊者别集》附录《东厂缉访妖书底簿》)，但未得罪证。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二月十七日圆寂于狱中，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有奇。他的弟子们把他的遗骸浮葬于西郊慈慧寺外，后又移龛至浙江余杭径山之寂照庵，以后又移葬于开山。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开山前文殊台荼毗立塔。

　　真可不容易可现存的著作，有经德清校阅过的《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和别人纂校的《紫柏尊者别集》四卷，《附录》一卷。全集收载他的法语、经释、序跋、铭传、书信和诗歌等；别集则补收全集所未收的杂文、赞偈、诗、书问、语录和附录等。

　　真可对于佛教各宗的思想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所订的《礼佛仪式》(见《紫柏尊者别集》卷四)，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还教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这是他调和诸宗思想的具体表现。

　　真可喜拈《毗舍浮佛偈》教人，有时则教人持诵半偈。所谓“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毗舍浮佛颂说示如裴》)。他的僧俗弟子很多，从他问道的人士有陆光祖、冯梦祯、瞿汝稷、王肯堂等。翟汝稷通内外学，著有《指月录》三十二卷，王肯堂为著名医学大家，著有《成唯识论证义》十卷等。

　　真可一生参扣诸方尊宿，但他并没有专一的师承。他在祭北京法通寺徧融的文中说：“余往来徧老之门，观其动履，冥启予多矣。……予于徧老之门，未敢言嗣，若所谓德，则此老启迪不浅，焉敢忘之！”

　　真可虽到处兴修古刹，而从未受请担任寺院住持，所以没有“上堂”“普说”。他只是随缘接引，略说法语而已。他与当时一般排斥文字的禅僧不同，而极重视文字经教。他认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不能契会实相般若。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禅家机缘及念佛求生净土等说法，曾列举盲眼师资七大错误，一一加以辨难(《紫柏全集》卷三《法语》)。德清称他的宗风足以远追临济，上接大慧(《达观大师塔铭》)，可见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的名望。

　　(施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