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高僧传》，简称《明高僧传》，八卷(清藏作六卷)，明代释如惺撰。如惺号幻为，为天台宗真清的弟子，复从千松得禅师习禅宗，曾住天台山慈云寺及嘉兴楞严寺，除本传外，还有《得遇龙华修证忏仪》四卷，今存(见袁黄撰《象先禅师塔铭》及管志道撰《龙华忏仪序》)。
　　此传作者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自序中谈到前代高僧传止于宋初，以后无人续编。同年，又将在庚子岁(1600)校刊的《金汤编》加以补辑。作者在涉猎史志文集中见到一些名僧的碑传，随喜录出，从南宋到明末共得若干人，题名《大明高僧传》，以备后来修史者的采摭。书名“大明”乃指编撰的时代而言，不是指的内容范围。他本拟上继《宋高僧传》，但《宋高僧传》止于北宋初，此传则始于北宋末，中间相隔一百数十年，仍有一段空白。
　　此传只有《译经》、《解义》、《习禅》三科。《译经》科中著录的仅元代沙啰巴一人，《解义》科中著录的自南宋迄明万历间四十四人，《习禅》科著录的自北宋末迄元仁宗间六十七人，共正传一百一十二人，另附见六十八人。其中普交卒于宣和六年(1124)，则是北宋人，序中所言始于南宋，当是作者的忽略。又《习禅》科没有著录明代僧人，也无梁、唐、宋僧传的后面七科，可见是尚未完成的著作。传中著录的僧人，大都居南方，居北方者仅数人，金僧仅教亨(卷五)、海慧(卷七)二人。
　　此传根据的史料，作者没有指明。但可以考知的，如必才、允若(卷一)、弘济(卷二)、士璋、大同、慧日(卷三)诸传，是据宋濂撰的《大用才公行业碑》、《若公塔铭》、《天岸济公塔铭》、《璋公圆塚碑铭》、《别峰同公塔铭》、《东溟日公碑铭》(均见《宋学士文集》卷五、五十二、五十七、五十八、六十)等而成。真清的传(卷四)是据袁黄撰的《象先禅师塔铭》(见《天台山方外志》卷二十四)而成。《道震传》是参考晓莹的《罗湖野录》卷上而成。全书《习禅》科绝大部分是据《五灯会元》删节成篇，因而语录的气氛很浓厚。又教亨(卷五)、崇岳、道悟(卷八)等传皆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沙啰巴(卷一)、文才、英辩、德谦、达益巴、妙文、了性、宝严(卷二)等传皆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写成。至《沙啰巴传》中所说：“今于《元史》仅得此人”，史字当是世字之误，因《元史》中不载沙啰巴，而在《元史·释老传》卷二百零二中则有必兰纳识里的传，必兰纳识里曾译经六部，不为本传所载，足证作者没有利用《元史》。
　　此传体裁与以前的梁、唐，宋三部僧传同，而每科之后无“论”，当是因为全书尚未完成之故。有的传后有“系曰”，则是仿自《宋高僧传》。在“系曰”中，透露出作者一部分观点。《祖觉传》(卷六)“系曰”：“古为人师者……，未尝轻许而贼夫人子；今人才见灵利后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顿焉称赏。”《弥光传》(卷六)“系曰”：“世之灵利汉，靡不坐晦庵(弥光)膏肓之疾……曾未服医父起死回生之剂，且急欲为人指迷，不亦谬乎？”《蕴能传》(卷七)“系曰”：“世之师徒宾主相见，能具此(大沩瑃禅师和蕴能)风采作略，庶两无遗憾”。明代末叶，禅宗极盛而混杂，师徒之间，问答之际，颇多狂禅滥调，自谓解人。作者此论，当是针对时弊而发。《法忠传》(见卷五)和《自回传》(见卷六)的“系曰”都指出习教者固执门庭，歧视禅家，不知禅宗自有悟处，则是调和禅与教的论调。各宗融和，正是时代要求的反映。
　　此传在编纂方面，并不是没有缺点的，首先，一些篇传所载事迹较略，如性澄、蒙润(卷一)、本无(卷二)、祖儞、如玘、绍宗(卷三)在《续佛祖统纪》中都有传；又了然、若讷(卷一)在《释门正统》(卷七)中有传；善悟、士珪(卷五)在《僧宝正续传》(卷四、卷六)中也有传，所记事迹和卒年等，都较此传为详，可以参阅。另外，在个别地方也时有错

误：一、祖觉在卷一有传，卷六中又重出，而卷六的传系据《五灯会元》，较卷一的传为详，未将二传合并，误作二人，分入二科，实嫌疏忽。二、沙啰巴姓积宁氏(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允若俗姓相里(见《宋学士文集》卷五)，乃认积宁、相里为地名、误作籍贯。三、又《文才传》谓元成宗署才为真觉国师，“总释源宗，兼祐国住持事”。按《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洛阳白马寺是佛教创始的庙宇，故称“释源”。其宗主殁，诏以师继之。作者删节不当，乃致原意晦碍难明。四、此外，《宗杲传》作绍兴三十一年(1161)卒，应据《大慧年谱》作隆兴元年(1163)卒；《道冲传》作理宗三年(原书年号不明)卒，应依赵若琚撰的《径山痴绝禅师行状》(见《痴绝道冲禅师语录》卷下)作淳祐十年(1250)卒为确。五、建文帝出家号应能事，为千古疑案，传说纷纭，殊不足据。作者谓《应能传》“于僧传是不可阙”，实则阑入不可靠的记载，有欠妥当。
　　正如作者自序所说，是随喜录之，以备后之修史者采摭，因而没有严肃加工整理，不免存在缺点，尤其不是全豹，不能算作代表某一时期的综合传记，也无法满足后世的要求。虽然如此，但是在本书中还保存了一部分为它书所无的传记，而且纂集三个朝代部分僧传在一起，对佛教史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过去这类传记缺乏的年代里，将它作为前三部高僧传的继续，实际它是很难和前三部具有代表意义的僧传相并提的。
　　(苏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