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唐代京兆西明寺释道宣撰。本书在《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记载。但《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反而漏列。本书系“唐龙朔元年(661)于京师西明寺实录”(据本书卷首序题下注)，至麟德元年(664)才最后撰定。丽刻本卷四续附首云“唐麟德元年于京师西明寺撰述”。其后三年，乾封二年(667)，作者去世，因之此书是他晚年的作品。
　　本书撰集的宗旨，据作者在自序中说，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道教人士时有异议，为了明辨是非，作者才“商榷由来，铨衡叙列”，撰成此书，名之为《佛道论衡》。
　　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道宣著述有二十二种，其中与本书最有关系者为《广弘明集》。《广弘明集》分十篇，第一《归正篇》与第二《辩惑篇》收集历代佛道争论有关的文献。本书第一、二卷所收唐代以前的文章多半是内容相同的。从分量上看，几占本书全书五分之二。其次与本书有关系者，为《续高僧传》。本书部分材料亦有采自《续传》而稍加补充的。
　　佛法从后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到唐高宗麟德年间，约六百年，其间佛道争论的事情很多，本书但录其有代表性的事件或言论三十篇(附录未算在内)。第一卷录后汉明帝时事一篇，三国吴主孙权时事一篇，元魏时事一篇，刘宋文帝时事一篇，元魏明帝时事一篇，梁武帝时事一篇，北齐文宣帝时事一篇，共七篇。附录曹植、孙盛等论文三篇。第二卷录北周武帝时事三篇，北周宣帝时事一篇，隋文帝时事二篇，共六篇。第三卷录唐高祖时事三篇，唐太宗时事七篇，共十篇。第四卷录唐高宗时事七篇，附录道士郭行真舍道归佛文十六章。
　　本书四卷，现存宋、元、明各刻本，一般都以唐高祖、太宗时十事为第三卷，高宗时七事为第四卷，郭行真舍道归佛之文附于末尾。惟北宋初刻本及丽藏初刻本失第三卷，误以第四卷当之，又误以郭行真舍道归佛文十余段补为第四卷。但丽藏再刻本即已改正。
　　本书所收有关佛道论争的问题，有些是在《弘明集》、《广弘明集》中就已提过的，有些是只在本书中才见到。其中重要的如：一、佛道二教的夷夏问题，《牟子理惑论》中早已提到(见《弘明集》卷一)，在南北朝时一直是作为道教反对佛教的口实，北周武帝灭佛即以“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为主要理由，虽经慧远抗辩，终无济于事(见本书卷二)。二、佛道二教的真伪问题，道士以华夷不同来攻击佛教，佛徒则以为当时的道士是“黄巾之余”、“妄托老君之教”，用以还击道士(见本书卷三)。三、佛道地位先后问题。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关于名位次第的问题就与道教有争执。李唐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自称是道教祖师老子李耳之后，在三教名位次第上极力抬高道教。高祖武德八年下诏说：“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当时胜光寺沙门慧乘与道士李仲卿等在国学中对此问题争辩得很激烈。后来贞观十一年太宗又下诏说：“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返，于兹累代。……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沙门智实还因抗命被放还(见本书卷三)。玄奘于入灭前几年为此事表陈高宗。高宗也没有听从他的请求(见《慈恩传》卷九)。但不到五十年，天授二年(690)则天武后便改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见《旧唐书》卷六)。
　　以上争论的问题，在佛、道两教历来都很重要，至于涉及两教教理的争论，在本书谈到只有两次。一次是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诏令玄奘译《老子》为梵文，玄奘与道士蔡晃等辩论道与菩提的异同。玄奘以“末伽”译“道”，而说老子为存身存国之说，与佛教理致不同。又一次是显庆三年高宗召佛、道二宗到宫中详述名理，道士李荣立道生万物义，沙门慧立反驳他以后，标出佛法是以因缘为宗。这两个命题表现出两家不同的论点。
　　本书保存了许多思想史料，例如第四卷收集了唐初佛、道交涉事件七桩，《广弘明集》中未曾收录，而亦不见于他书。再如玄奘翻译《老子》与道士等论议一事，就较《续高僧传·玄奘传》所载详细，这都是很有价值的记载。不过本书有些史料如《汉法本内传》等，显系伪造，而道宣未加以鉴别，这未免是缺点。
　　道宣入灭后约五十年，唐玄宗开元年间，西崇福寺沙门释智昇又撰《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一卷。它对道宣之作稍加补充，现不赘述。
　　(田光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