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编校、刻印、流通佛典的佛教文化机构。清同治五年（1866），佛教学者杨文会创办于南京。杨文会认为弘扬佛法，必须流通经典。于是通过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中国自唐末五代以来久已散佚的各宗重要典籍300余种，如《中论疏》、《百论疏》、《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等，均经刻印流通。失传已久的北魏昙鸾著《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也从南条文雄处取得，改名《往生论注》加以刻印，后收入《汇刻古逸净土十书》中。杨文会认为日本出版的《卐续藏经》，以博采为旨，忽视甄别工作，乃立志组织编刻《大藏辑要》，选佛典460部，3300余卷，进行严格的校订。同时编定经目，将藏经内容分为华严、方等、净土、法相、般若、法华、涅槃以及传记、纂集、弘护、旁通、导俗等21部，各部列举代表著作数部。1911年杨文会逝世前，嘱咐刻经处事业由其弟子欧阳竟无、陈樨庵、陈宜甫3人分别负责编校、流通、交际等工作。1914年，欧阳竟无在刻经处成立研究部，聚众讲习，兼事刻经。从学者有姚柏年、吕澂等人。
(金陵刻经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佛教界人士圆瑛、应慈、赵朴初、方子藩等25人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逐步恢复了刻经流通业务。此后，又陆续将原江北刻经处、支那内学院、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三时学会等单位的经版共5万余片，全部汇集到金陵刻经处。1957年起，金陵刻经处确定隶属于中国佛教协会，业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收藏的经版最多时达15万余片，并继续刻印佛教典籍，发行国内外。

　　在金陵刻经处创立以前，先有江苏江都郑学川在扬州创办江北刻经处（后改名法藏寺），专事劝募刻经。金陵刻经处创立后，两处分工合作，曾商定筹刻全藏佛典。此后，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宁波、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类似刻经机构。（木子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