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娄迦谶译师简称支谶，是后汉桓帝末年（公元一六七年顷）从月支来到洛阳的译师。他通晓汉语，除了独自翻译而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朔佛（一称竺佛朔）合作。他译经的年代是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一七八～一八九年），比安世高稍迟，译籍基本上属于大乘，内容广泛；可见他的学问广博，思想细致，但他后来不知所终。
　　支谶所译佛经究竟有几种，因当时无记载，很难确定。晋代道安著述经录时，见到的写本，年代可考的只三种：一、“般若道行经”十卷（光和二年，即西元一七九年译）。二、“般若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译年同上）。三、“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即一八五年译）。其中“首楞严经”一种，现已缺佚。另外，从译文体裁上比较，道安认为像支谶所译的还有九种：一、“阿阇世王经”二卷，二、“宝积经”（一名“摩尼宝经”）一卷，三、“问署经”一卷，四、“兜沙经”一卷，五、“阿（门人人人）佛国经”一卷，六、“内藏百宝经”二卷，七、“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八、“胡般泥洹经”一卷，九、“孛本经”二卷。其中后三种现已缺佚。又支敏度“合首楞严记”里提到而为道安所未见的还有一种：“伅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一卷。
　　总计支谶译籍现存九种，缺本四种。僧祐“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依各杂录加了“大集经”等八种，也都出于附会，不可信。
　　支谶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由竺朔佛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识之博，这两种佛经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此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但从费长房以来，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曾翻译这两种佛经，就未免重复了。那时候的翻译，因有安世高为先导，遣词造句都已取得一些经验，译文比较流畅，读来有“审得本旨”之感。不过翻译的总方针依然是随顺佛说，了不加饰，要求尽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译文结构上做了一些“因本顺旨、转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极有限的。所以后人辨别他的译文仍用“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为标准。
　　支谶译籍的种类恰恰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例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门人人人）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的序品。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的。还有支谶译出的“阿阇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于“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内藏百宝经”、“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对于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也属宝贵资料。
　　对于以后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道行经”。这因为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经。又因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如在支谶的译文里译“波罗蜜行”为“道行”，译“如性”为“本无”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来传播般若的）。从此“道行”成为研究佛家学说特别是般若理论的入门之籍。只因它译文过于简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士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大品般若”（魏晋的义学家都将“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陆续有各种异本的译传。这就丰富了般若学说的内容，但“道行”始终受到重视。
　　在支谶从事译经的年代中，有一批月支的侨民数百人入了中国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月支人信仰佛教较早，他们依照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其中有支亮（号纪明）从支谶受业，发扬了支谶的学说。佛学的初传虽然依附了道家，使它外观混同于方术，可是在已入汉籍的月支民族中仍旧保持其传统和特点。这对后来佛学传布而逐渐接近真相，起了相当作用。
　　（吕澄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