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译师（梵名波罗木陀），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原名拘那罗陀（华言亲依）。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之说。他以弘道为怀，泛海南游，止于扶南国。梁武帝大同年间（五三五～五四五年），派直后（官名）张汜送扶南国的使者返国，访求名德和大乘诸论、“杂华”等经。彼国乃请真谛来华，谛欣然同意，带著经论梵本二百四十夹，于中大同元年（五四六年）八月到达南海郡（今广东省南部），当时他已年垂五十了。随即北上，沿途停留，至太清二年（五四八年）八月才到建业，武帝深加敬礼，使住宝云殿。方将从事翻译，即发生侯景之乱，不果所愿，乃往东行。太清四年（五五〇年）他到了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县令陆元哲迎住私宅，为招集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布置译场，请他翻译。是年十月起，始译“十七地论”、“中论”等，不久因世乱中止。大宝三年（五五二年），他应侯景之请回到建业，住于台城，不久侯景兵败东遁，梁元帝即位，改元承圣，建业地方秩序逐渐恢复，他迁住正观寺，和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译“金光明经”。其后，从承圣三年到敬帝绍泰三年（五五四～五五七年），他历住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宝田寺，新吴（今江西省奉新县）美业寺，始兴（今广东省曲江县）建兴寺，还到过南康（今江西省赣县西南）。陈武帝永定二年（五五八年），他再到豫章，住栖隐寺，又转往晋安（今福建省晋江县）住佛力寺。在这一时期内，他转徒各地，生活极不安定，但仍随方翻译讲习，未尝中止。虽年已六十，仍与前梁法侣僧宗、法准、法忍等重新核定所翻诸经论。逾二载，于文帝天嘉二年（五六一年），从晋安搭乘小舶到了梁安郡（今广东省惠阳一带），住建造寺译讲“解节经”等。三年（五六二年）九月，译事告一段落，遂泛海西行，拟还本国，不料风向转变，十二月间又飘回广州。刺史欧阳頠请他为菩萨戒师，迎住制旨寺。天嘉四年（五六三年），他应慧恺、欧阳頠等之请，译请“大乘唯识论”（即“唯识二十论”）和“摄大乘论”等。五年（五六四年）又译讲“俱舍论”。天康元年（五六六年）二月，他应慧恺、僧忍之请，于显明寺重治“俱舍论”译文，再一次阐讲论义。光大元年（五六七年），重治“俱舍论”完毕，又为僧宗、法准等再讲“摄大乘论”一遍。二年（五六八年），在南海郡应法泰之请，译讲“律二十二明了论”。是时慧恺在智慧寺代真谛为僧宗、道尼、智（白 方 文）等同门二十余人及其他学士七十余人讲“俱舍论”。六月间，真谛有厌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将欲自尽，慧恺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欧阳頠等跟著都来劝阻，他还居王圆寺。八月，慧恺讲“俱舍”未及半部而病卒，真谛为之大恸，惟恐“摄论”和“俱舍”从此无人弘传，特地邀集道尼、智（白 方 文）等十二人，勉励他们誓弘二论，勿令断绝。他并接著讲“俱舍论”，讲到第五“惑品”，亦因病中止。宣帝太建元年（五六九年）正月十一日入寂。弟子法海收集他的文稿，编为部轴。真谛平时生活严肃，在广州时常别居水洲，衣食之奉，节俭知足。弟子等受他的薰陶，也都勤奋禀学，晨夕不懈，形成一种刻苦笃实的学风。及真谛殁后，弟子们分归各地，弘传其学，因而形成摄论师学派。
　　真谛在华期间，虽因世乱，不遑宁处，但他随方译出经典部卷之多，仍为同时诸译师所不及。他所译经论及讲述疏记，据“历代三宝记”所载共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内有重出和他家混入的），“开元录”刊定其译籍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从真谛所译经论的内容来看，他所弘扬的主要是瑜伽学系无著、世亲之学。像“决定藏论”，即是“瑜伽师地论·抉择分”的一部分，“三无性论”相当于“显扬圣教论”的“成无性品”，“解节经”勘同“解深密经”的序和“胜义谛相”二品，“转

识论”相当于“唯识三十论”，“唯识论”（唐译作“唯识二十论”）、“中边分别论”、“摄大乘论”等一系列的瑜伽学系主要经论，他都已译出。中土瑜伽学系的规模，可以说是由他开创的。他学说所宗，特别重视“摄大乘”和“阿毗达摩俱舍”二论。他译讲这二部论时，已年近七十，而且是他觉得在中土道缺情离，不副所怀，一再决心西归都未得遂之后，才应道俗恳请而翻出的；他又仔细地治定译文，反复讲解，并特嘱弟子道尼等立誓弘传，可见他的恳挚之忱和郑重其事的态度。这两部论在印度佛学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名著，组织严密，义理丰富，可以说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种学说的总结。他重视两书，显示他对于整个佛学体系的理解和弘法重点之所在。
　　真谛生于西印优禅尼国，和西印著名的佛教义学中心地伐腊毗相近，伐腊毗是当时正量部的根据地，由此可以推想他初期承学的当与正量部有关。在他的译籍中，最后所译的“律二十二明了论”，就是以二十二个提纲颂文来解释正量部律相要义的论书。如以“明了论”和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三八一年）来华的竺昙无兰所译的“离欲优婆塞夷具行二十二戒文”，以及刘宋文帝元嘉八年（四三一年）由南海阇婆（今南洋爪哇）来华的求那跋摩所译的“优婆塞二十二戒”一起考察，可以见到正量部和其他教团不同的新的实践条规在各处扩充教势的一斑。又在真谛所译的“部执异论”上，也见到正量部见解的混入，如“论”中述可住子部（即犊子部，正量部从此派生）根本教义处，就有不见于其他汉、藏译本的“三种假”、“一切众生有二种失”等十余条执义。从这些地方，都看出真谛曾受过正量部教养的色彩。此外，他还译出“婆薮槃豆传”一卷，“翻外国语”（一名“杂事”，已佚）七卷，僧佉外道“金七十论”二卷，对于当时佛学界，都是很有意义的介绍。至于旧传真谛曾译“大乘起信论”二卷，此盖出于后人的伪托。在真谛殁后仅仅二十五年撰成的隋法经等“众经目录”，即说“勘‘真谛录’无此论”，而列之于疑惑部。此书不但文献无征，而且所表现的思想体系，亦与真谛学说厘然有别，故不能作为真谛译籍看待。
　　真谛的翻译，大都保存了原本的面目。文字虽然有些艰涩，或杂入他自己的解释，但从其师承来说，大体是正确的。后来玄奘门下对其译文批判未免有过分之处。有真谛传译主要经论大都经过讲解。弟子们记述师义，通称疏、释，亦称注记或本记。综计属于撰述者达二十余部，可见他不仅是著名的翻译家，而且是极渊博的义学大师。这些疏记上保留了大量印度解释经论的传统学说及有关文献，是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可惜都散失不传，仅可于后人著述称引文中略见一斑而已。此外，真谛还撰有“佛性义”三卷、“禅定义”一卷、“众经通序”二卷，大都同样由弟子们辑述而成。
　　参加真谛译场的人，最初有沙门宝琼、愿禅师等，继有沙门慧宝担任传语，居士萧杰担任笔受。六十岁以后，真谛已渐善解华言，不须传译，当时担任笔受的有僧宗、法虔、慧恺和法泰。至于他晚年的译事，则和慧恺合作最为密切。相传真谛所带梵本达二百四十夹，其中“华严”、“涅槃”、“金光明”三经存于建业，其余梵本都在广州制旨、王圆二寺。译出经论仅占其中一小部分，而部卷已甚可观。他遭时多难，有缺乏得力的助手，以致未获大量译本。
　　真谛门下，以僧宗、法准、慧恺、慧旷、法泰、道尼、智（白 方 文）及居士曹毗等为最著名。特别是慧恺助师译“摄大乘”、“俱舍”二论，建议重治“俱舍”译文，并记录口义，最著功绩。真谛尝有相见恨晚之叹。现存他所撰“摄大乘论释序”、“俱舍释论序”、“唯识论后记”及“律二十二明了论”的“后记”四篇，为仅存的成于真谛生前的可靠史料。
　　真谛所传之学，在梁、陈二代并不显著，殁后由于诸弟子返还各地传播，从广州延至闽、越，渐及九江、建业等处。到了隋初，靖嵩传法泰之学北上彭城，道尼从九江应召入长安，其学遂传于北土。当时北方著名地论学者昙迁，获读新译“摄论”，备极推崇，及应召入长安，（并 刃）讲“摄论”，请从受业者竟达千数。名僧慧休（玄奘曾从受学），以及北地“摄论”学者道英、道哲、静琳、玄琬等，都出其门下。当时长安名德慧远，亦敬礼听受，其弟子净辩、净业、辨相等都相从研习“摄论”。而靖嵩的弟子智凝，讲“摄论”于蜀地，传播的区城益见扩大，瑜伽系无著、世亲的“摄论”之学，至是遂遍及各地。它和流行北地的地论师学系并传，各尊所闻，莫衷一是。终于导致唐初玄奘之西游求法，解决疑难，而其结果乃有完备的新译瑜伽学说，其影响可谓深远了。
　　（游侠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