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叉难陀译师（华言学喜），唐于田（今新疆和田）人，以通大小乘学和外论著名。武周时，则天后听说于田有完备的“华严经”梵本，即遣使访求并聘请译人，实叉难陀便以此因缘，带著「华严”梵本来华。他于证圣元年（六九五年）到达洛阳，住在内廷大遍空寺，重译“华严”。武后很重视，开始还亲自参加。难陀后来又在洛阳三阳宫、佛授记寺、长安清禅寺等处续译诸经。长安四年（七〇四），他以母亲年老，请求归省，朝廷特派御史霍嗣光送他回归于田。唐中宗即位，再度邀请他到长安，住大荐福寺。未遑翻译，即患病，睿宗景云元年（七一〇年）十月卒，年五十九。他的遗体于死后一个月焚化，骨灰由他的门人悲智和唐使哥舒道元，护归原籍。后人在长安焚化难陀的遗体处建起七层浮图以为纪念，号称华严三藏塔。
　　实叉难陀来华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于田所传的大本“华严”。他在大遍空寺主译“华严”时，由菩提流志和义净同读梵本，参加笔受、证义的有弘景、圆测、神英、法宝、法藏等，缀文的为复礼，至圣历二年（六九九年）完毕，共计八十卷。接著又于久视元年（七〇〇年）在洛阳三阳宫重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由沙门复礼、法藏等笔受、缀文，至长安四年厘定。以上两经，武后都亲制序文弘扬。在此期间，他还译出属于华严部的“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和“普贤菩萨所说经”各一卷，属于宝积部的“文殊师利授记经”三卷，属于大乘律部的“十善业道经”一卷，属于秘密部的“观世音菩萨秘密藏神咒经”等陀罗尼经四种、四卷；另有“右绕佛塔功德经”和“大乘四法经”各一卷。参加笔受的还有沙门波仑、玄轨等，监护译事的是太子中舍人贾膺福。据“开元录”载，他译的经共计十九部，一百零七卷。
　　实叉难陀所译的“华严”和“楞伽”，都是时人公认的要典，以前虽有译本，但或者篇幅不全，或者文义不备，不能令人满意，所以须得重译。其中，先出的晋译“华严”，经本亦来自于田，但全经只有八会、三十四品，而新译的“华严”则为九会、三十九品，就更觉完备了。此新译开初会二品为六品，又“十定”一品，重新集会于普光明殿，连以下十品开为第七会，故较旧译增多一会、五品。另外，新译经的文颂也增加了许多处［据澄观“华严疏”说，晋译梵本三万六千颂，唐译梵本增加九千颂，但仍未备，法藏后又将中印沙门提婆诃罗于垂拱三年（六八七年）所译“入法界品”内文殊伸手摩善财顶一段文补入］。新经译出后，法藏未及详注，但其后慧苑、澄观、李通玄等都依新经发挥经义，特别是澄观从新经文义上理会到理事法门的重要，而大畅其说，乃将“华严”理论更推进了一步。又新译“楞伽”，梵本的来源不详，与刘宋求那跋陀罗所译四卷本对勘，经首多出“罗婆那王劝请”一品，中间开出“无常”、“现证”、“如来常无常”、“刹那”、“变化”、“断食肉”等六品，末又多出“陀罗尼”、“偈颂”二品，计十品、七卷，比四卷本详尽得多了。据武后所作经序说，此译“讨三本之要诠，成七卷之了教”，似乎所据梵本还不止一种，或者随处对旧译有过比较研究。经序又说“三十九门，破邪见而宣经旨”，这指经文的章段，似乎也是参考到印度的经疏而大分段落（藏文译本经疏，即作三十九章）。因此，这一经本是比较完备的。他如“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为第四出，“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和“妙臂印幢陀罗尼经”同为第二出，“文殊师利授记经”为第三出，都属于重译的一类。在这些译本上，他表现出一种独有的译风。就他的时代说，是在玄奘新译流行已三十年之后，应该受到新译的影响，而他的译文以简约顺适为宗，倾向意译，反和旧译更相接近；甚至许多法相名目，当时已有比较正确的意译或音译的，反不采用，而仍沿袭罗

什以来的旧译（如文殊师利、维摩诘、兜率陀、由旬、塔，以及妄计、缘起、圆成三自性，建立及诽谤等）。因而他所译“华严”，在译风上完全是旧译的继续，“楞伽”亦复相同。这当然和其时参加译场笔受、缀文者的好尚有关。如圆测、法宝、法藏，都对玄奘翻译怀有不满的情绪。这种倾向，形成难陀译籍的特征，并给后来以影响。
　　以“大乘起信论”的重译归之于难陀，是很有问题的。初出于隋代而盛行于唐代的“大乘起信论”，旧传为真谛所译，但成书于真谛殁后二十五年的隋法经等所撰的“众经目录”，即说“勘‘真谛录’无此论”，并列之于疑惑部。而且在法藏所撰难陀的传记里，并无翻译“起信”明文。法藏始终参与难陀译事，但他注解“起信”仍用旧译，并未提到难陀重译的话。这些都可证明法藏犹不知有重译的“起信”，其本必系后出无疑。今从它的内容看，也完全是重点改订旧译而成。所以说难陀重译此论，是很难使人相信的（唐代华严家立说，很受了旧“起信”一系的思想影响，或即是这一派人将重译“起信”归之于难陀，也未可知）。后世还流行著一种不见于旧录的疑伪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亦题为唐实叉难陀译，亦为伪托。
　　（游侠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