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驮跋陀罗译师，简称佛驮跋陀，意译“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他原是释迦族甘露饭王的后裔，住劫比罗伐窣堵；因祖父在北天竺一带经商，迁居出来。五岁时，父母相继病故，寄养于舅家。十七岁出家，在学经时显出异常的聪明，一天能学完一个月的功课。受了具足戒后，更加勤学，博通经典，以精于禅定和戒律出名。其后去罽宾，跟当时大禅师佛大先进修；在那里遇中国僧人智严。智严请他到中国弘法。这正符合他的素愿。他俩在旅途中历尽艰难，先走雪山，继改走海道，辗转三年，才到达中国青州东莱郡（今山东掖县）。晋义熙四年（四〇八年），他俩听到鸠摩罗什在长安，就前去拜见，并住进长安的宫寺（一称齐公寺）。起初佛驮跋陀和罗什相处甚好。在学问上，他们互有商量，发挥奥义。但他们的学风不同，师承渊源也各异。罗什专弘经教，特别是龙树一派的大乘学说，得著当时姚秦主姚兴的信任。罗什和门下两千多人，出入宫廷，声势显赫。佛驮跋陀谨守声闻乘上座部的教学规模，修禅习定，聚徒数百人（像智严、宝云、慧观等有名人物都在内），甘于淡泊，不喜繁华。罗什也传授禅法，不过只介绍了上座部旧师各家禅要，还没有很好的组织；而佛驮跋陀的禅法是从上一派相承，保持了它的纯粹性（关于佛驮跋陀的师承，僧祐有记录，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由于这些分歧，发生了隔阂。义熙七年（四一一年）佛驮跋陀偶然说了一些自炫神异的话头，便掀起了风波。当时罗什门下僧（丰刀石）、道恒等指摘佛驮跋陀犯了妄语戒，借著群众的势力，逼他离开关中。佛驮跋陀的门徒一时感到威胁，几乎全部都散了，只剩下慧观等四十余人随从佛驮跋陀南下去庐山。那时慧远住在山中，早就听到佛驮跋陀的声名，及相见，异常欢喜。慧远又了解到佛驮跋陀被驱逐的不合情理，特为写信给姚兴和关中僧众，替他解释并要求取消了判他为犯戒的处分。
　　佛驮跋陀在庐山为慧远译出了有关修禅的专著“修行方便禅经”二卷，这对慧远的修持给予很大帮助。佛驮跋陀的志愿是要住各处弘化，一年后，义熙八年（四一二年）秋，他便离开庐山西游，到了荆州，受到当时逗留在那地方的太尉刘裕的尊敬。不久（义熙九年即四一三春间）他随刘裕去扬都（今南京），住道场寺（在南京中华门外，一称斗场寺；寺为司空谢石所建，后人又称谢司空寺）。他仪表朴质有涵养，深受当地僧众钦佩。
　　佛驮跋陀到扬都后，依旧传习禅法；所住道场寺，一时成了“禅师窟”。不久，法显游历印度归来，他们开始合作，从义熙十二年到十四年（四一六～四一八年），先后翻译了法显携归的梵本经律“大般泥洹经”六卷，“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杂藏经”一卷。他积累了好些翻译经验，到义熙十四年（四一八年）受孟顗、褚叔度的启请，和沙门法业、慧严等一百余人于三年中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五十卷（后来改分六十卷，称为六十“华严”）。这一大部经典的梵本有三万六千偈，原来是西晋沙门支法领从西域于田取回来的，一向无人翻译。直到佛驮跋陀才完成这一大译事（罗什先翻了“华严经”中的“十住品”，佛驮跋陀译本就完全采用它的译文；其余各品和它配合，当然也受到了罗什译文风格的影响）。大体上斟酌文义，符合原本的意旨。这部经文对后来佛教义学的发展关系甚大。翻译的地点也以“华严堂”为名以示纪念。佛驮跋陀于刘宋元嘉六年（四二九年）圆寂，年七十一岁。
　　佛驮跋陀的翻译除了以上七种外，现存的还有：“出生无量门持经”一卷、“大方等如来藏经”一卷、“文殊师利发愿经”一卷、“观佛三昧海经”八卷。此外有缺本一种，“净六波罗蜜经”一卷。总计佛驮跋陀所译共十二部，一百十三卷（“高僧

传”说他译经十五种，一百十七卷，计算有误。又“开元释教录”刊定他的译本里有“新无量寿经”二卷，即宝云译本的重复记载；“方便心论”一卷，即“修行方便禅经”的误传；“过去因果经”一卷，出处有疑；都不计入）。
　　佛驮跋陀的翻译虽有多方面，但专精禅法。慧远作“禅经总序”载，佛驮跋陀曾译达摩多罗和佛大先两家的法门，现存“禅经”仅介绍了佛大先的渐修一法。这就是从二甘露门（数息和不净观）方便、胜进两道各别的退、住、升、进，决定四分开始，进而观界，修四无量，观蕴、处，以至畅明缘起，达到禅定的成就。至于达摩多罗禅观的详细内容已无可考（后人仍称佛驮跋陀译本为达摩多罗禅经）。又佛大先所传禅法次第本属上座部瑜伽师地（旧译修行道地）一类，从安世高以来已传入中国。到了佛大先，更推进一步，“搜集经要，劝发大乘”而接近了大乘瑜伽系。佛驮跋陀的传译就为稍后的大乘瑜伽学说东流开了先河。这在中国佛教义学的历史上是有意义的。
　　（吕澄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