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大师，是晋朝名僧，号道林，俗姓关，陈留人。亦说河东林虑人。约晋愍帝建兴二年（三一四年），他出生在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幼年时期即流寓江南。在京城建康时，他同一些名士如王蒙、殷融等有来往，并备受赏识。在余杭山隐居时，他研究“道行般若”等经典。二十五岁出家。其后他回到吴地建立了支山寺。后来他去剡地（今浙江嵊县）经会稽郡时，与王羲之晤面，王请他住在灵嘉寺。以后移到石城山，立栖光寺。晋哀帝即位（三六二年）以后，曾屡次派人征请。他于是又到建康，住在东安寺。在晋京停留将近三年，上书请求回山，哀帝应允并给了他很优厚的馈赠和照顾。太和元年（三六六年）去世，年五十三岁。
　　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极盛行，佛教僧侣有的也加入了清谈的行列，佛经也成了名士们的清谈之资，而支遁几乎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因而支遁一生交往的名士很多，名士也喜欢和他来往，并且非常推崇他。在以记载清谈家言行为主的“世说新语”中，关于支遁的记载就有四十多条。支遁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清谈家条件杂揉老释的僧人，他对于清谈家最为宗奉的典籍“庄子”更有独到的见释。对于“庄子”的“逍遥游”篇尤能独抒己见，曾为当时名士王羲之等所欣赏。
　　他的生平习好，也带著当时名士所共同具有的风趣。“世说新语”记载他曾养马养鹤，他擅长草书隶书，诗也写得不错。“广弘明集”收录他的古诗二十多首，其中有些也带著浓厚的老庄气味。
　　支遁在内典之中，对“般若经”下的功夫最深。他在出家以前，就曾研究过“般若”。后来又经常辩论、讲诵“般若”。他所著的论文中可视为支遁般若义的代表作是“即色游玄论”。此论已经亡佚，在慧达“肇论疏”中有所证引：“吾以为即色是空，非绝灭空，此斯言至矣。何者，夫色之性，色虽色而空。如知不自知，虽知而恒寂也。”“中论疏记”引“山门玄义”，文字上稍有不同：“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其义又见于“支遁集·妙观章”：“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有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他这些话的大意是：所谓色不自色者，即明色法无有自性。亦即谓其色虽有，而自性无有，亦即是空。无体，故曰：“色复异空”。非别有空，故曰：“色即是空”。既主色无礼，无自性，则非色象灭坏之后，乃发现空无之本体，故曰：“非色灭空”。后人对即色义虽有不同的看法，但支公所论要不失为一家之言。
　　他又著有“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并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原书已经亡佚，但由书名推测，一定也是解释“般若”的作品。此处还有“圣不辩知论”、“辩三乘论”、“释蒙论”等，也都亡佚。他又曾就大小品“般若”之异同，加以研讨，作“大小品对比要钞”。但原书也不存在了。“出三藏记集”卷八还保存著这部书的序。
　　此外，他也曾注意过禅学，撰写过“安般经注”及“本起四禅序”。又曾致力于“本业经”，“出三藏记集”收录他的“本业略例”、“本业经注序”。又曾讲过“维摩诘经”和“首楞严经”。
　　他又是主张顿悟的一个人，南齐刘虬“无量义经序”论顿悟说：“寻得旨之匠，起自支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支法师传”：“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于七住。”由于他主张到第七地生起顿悟，七地以上尚须进修，因此又称为“小顿悟”。如慧达“肇论疏”说：“第二小顿悟者，支道林师云，‘七地始见无生’。”
　　他的集子“隋书·经籍志”著录八卷，加注说：“梁十三卷。”“唐书·艺文志”作十卷。可是到了清初的“读书敏求记”和“述古堂书目”就都作两卷了，可见此书缺佚已久。现存的清光绪年邵武徐氏刊本“支遁集”有两卷，附补遗一卷。
　　（张建木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