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译师梵名达磨罗察（察，一作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来以支为姓，八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从师姓竺。他博学强记，刻苦践行，深感当时（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决心宏法，随师西游。他通晓西域各国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经典原本，回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二六六～三〇八年），译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经论。武帝末年（二七四年顷），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扬，各地僧俗从学的达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晚年，行踪不详。据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法护因原居敦煌，化洽各处，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法护“德居物宗”，并将他和竹林七贤中的出巨源相比。
　　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现经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译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经典。
　　另有十种法护译本已认为散失了的，现经判明仍然存在，但误题为别人所译。这十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般若三昧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娄迦谶译）、“舍利弗悔过经”一卷、“温室浴洗众僧经”一卷、“迦叶结经”一卷、“（木奈）女耆域因缘经”一卷、“大六向拜经”一卷（上五种旧题为安世高译）、“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游四衢经”一卷（旧题康孟祥译）、“梵网六十二见经”一卷、“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谦译）。
　　法护的译本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槃”“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道安说：“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见“渐备经叙”）。僧祐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见“出三藏记集·法护传”）。至于法护的译风，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的帮助很大。道安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说是“事事周密”；称赞“放光”说是“互相补益”、“所悟实多”（见“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又评论他译的“渐备经”说是“说事委悉”；“兴显经”说是“辞叙美瞻”；更出“首楞严”说是“委于先者”（均见“渐备经叙”），这些译本对义理的研求都有相互启发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护译本“维摩经”、“首楞严经”分别对照旧译，编成“合本”，便利于学者的兼通）。另外，法护译出“正法华经”，为“法华”最初的全译本，经印度沙门竺力和龟玆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订，又由法护向一些学徒“口校诂训，讲出深义”，并还在檀施大会中日夜讲说（见“正法华经后记”）。他这样热心弘扬“法华”，对于其后鸠摩罗什新译本的流通，创造了条件。法护其他译本有影响于后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护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承旨笔受而外，并还常常参正文句。像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远即曾加以整理删改。又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似乎也是承远所删的。承远的儿子道真通达梵语，并擅长文学。他参加法护的译事，积累了经验，在法护死后更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他又将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聂道真录”（有时也称“竺法护录”）。据长房录转印的资料看，此录记载法护的存缺译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泰始五年（译“方等泥洹经”），其时或者是道真参加译事之始。
　　法护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无几。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护为沙弥，富于悟解。太康年间，他笔受“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等，后来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对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学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隐居山林、讲究实践而知名于当世。还有竺法首，于元康年间笔受“圣法印经”。
　　（吕澄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