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佛教刊物中，《海潮音》月刊是历史最久的杂志。它创刊于一九二〇年，迄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刊龄。相当于一部近代佛教史，为佛教留下完整的记录，也为近代佛教发展的过程作了见证。
　　民国肇建，最早发行的佛教刊物，并不是海潮音，而是佛教护法居士狄楚青创办的《佛学丛报》。狄楚青本名葆贤，一字平子，江苏溧阳人，早年参加革命，光绪三十年创办《上海时报》，延陈景韩为主笔，以舆论鼓吹革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创办《佛学丛报》季刊，聘濮一乘为总编辑。印光大师的书信稿，最初就是由高鹤年居士从普陀山携回上海，刊登在《佛学丛报》上的。这分刊物出了十二期，一九一五年停刊。
　　《佛教月报》是民国时代的第二分佛教刊物。属于“中华佛教总会”的会刊。佛教总会由八指头陀寄禅和尚所成立。一九一三年元月，寄禅到北京向内务部交涉保护庙产事宜，在法源寺圆寂。三月，佛教总会在上海开会，推举冶开和尚与熊希龄为会长，清海和尚为副会长，会中并通过任太虚大师为《佛教月报》总编辑，事实上等于由太虚大师手中创办。这分刊物名叫月报，实际出的是季刊，前后出了四期就停刊。
　　第三分刊物也是太虚大师创办的，名叫《觉世丛书》。名为丛书，其实是季刊，它是《海潮音》的前身。一九一八年秋天，太虚大师在上海，与章太炎、王一亭、陈元白、黄葆苍、蒋作宾等创立“觉社”，而以“编发丛刊、演讲佛学”为工作重点。十月初，《觉社丛书》首期问世，刊有大师的〈觉社丛书出版之宣言〉一文：
　　人间何世，非亚美欧洲诸强国，皆已卷入战祸，各出其全力以苦相抵抗之世乎？民国何日，非南北争斗......铁弹纷射，火焰横飞，赤血成海，白骨参天，加以水旱之灾，疫疠之祲；所余锋镝疾苦之残生，农泣于野，商困于尘，士无立达之图，工隳精勤之业，哀哀四民，芸芸亿丑，遂相率而流入乎苟生偷活，穷滥无耻之途......
　　乘斯机缘，建斯觉社，固将宏纲异道，普悟有情，非以徒厌世间独求解脱也。
　　《觉社丛书》出版了五期，到一九二〇年二月，太虚大师把丛书改为《海潮音》月刊，在创刊号上刊出他的〈海潮音月刊出现世间的宣言〉：
　　海潮音非他，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觉音......
　　宗旨：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大乘佛法真义，原是人人自心中所本有的，因为揭发说明了他，便发生一个觉悟大乘佛法真义的人生心。
　　《海潮音》创刊，由太虚大师自任编辑，后来因为他要到各地弘法，未能定居一地，乃聘请善因法师任编辑。以后二十余年间，担任过海刊编辑的，有史一如、陈仲喈、唐大圆、张化声......法舫、芝峰、大醒、尘空、福善等，将近二十位，发行地点也由杭州而汉口，而北京，而汉口，以至于庐山、上海、泰县、重庆、昆明、北碚、贵阳，再迁重庆、汉口、南京、上海。一九四九年，由大醒法师把这分刊物由上海迁到台湾，在台湾又发行了四十余年，以至于发行到七十四卷的现在。
　　释大醒，俗家姓袁，江苏省东台县人，清光绪一八九九年出生。二十三岁时，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后来因读到憨山大师的《梦游集》，对佛教发生信仰，且有出家的念头。他出家的心路历程，在他〈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一文中有所叙述：
　　......在一九二二年秋天，戈公振的父亲开吊，于戈府厅堂中的许多挽章中，我发现有一位和尚吊唁的书信，这个时候其所以引起我的注意者：一是因为那封信袋裱既精致，而又安置在客厅中央最显著的地方；二是因为信纸上的书法写得非常古拙，而尤其是不寻常的“常惭愧僧”的一个别号。当时，不敢说我的思想近于佛教，庸庸碌碌的人，谈不到有什么思想的，不过看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不知不觉中引动了我有走向出家之路的心念。
　　十二年的春初，我谋食上海，

常在公振先生那里走走。公振住在时报馆宝塔式的三层楼上，他的床架上挂著一串念佛珠，那时我因知道公振正怀著烦恼的心事，一串念佛珠或者能解决烦恼的问题吧！我心中发动了这样的疑情。有一次我和公振谈起了常惭愧僧，我说：“公振先生，我的个性，我的环境，我出家做和尚最好，而我的心情又不同一般的青年。现在，事事都感到苦恼，你可不可以替我介绍跟那位印光法师出家？”公振以沉默的笑容答覆我：“出家是好的，可是印光法师听人说他不受徒的，且等待两年，将来我们一同去出家吧！......公振的一本《印光法师文钞》就赠与我。
　　以上文字中，有两点须加说明：一、一九二二年，大醒二十三岁，是他刚在东台师范毕业的翌年；二、戈公振也是东台县人，是大醒的小同乡，生于民前二十二年（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是民国初年的名报人，曾著有《民国报学史》、《新闻学撮要》等书。他长大醒九岁，所以大醒称他为“公振先生”。
　　就在大醒和戈公振讨论出家问题的翌年──一九二四年，大醒二十五岁的时候，果然出了家，依扬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剃度，法名机警，别署随缘，号大醒，后以大醒行。这时太虚大师在武昌办佛学院，第一期学生已于十二年开学，第二期尚未招生。是年夏天，大师到江苏泰县的光孝寺讲经，大醒于剃度之后，到光孝寺听讲，谒见太虚大师，以此机缘，进入武昌佛学院，是第二期的学生。与他同期的同学，有寄尘、亦幻、墨禅、迦林、恒渐、枕山、虞佛心、苏秋涛等。教师除太虚大师外，有都讲（相当于教务主任）善因，及张化声、唐大圆等。大醒在佛学院期间，于佛学课程努力用功，深得太虚大师的称赏。
　　一九二五年夏天，太虚大师在庐山大林寺设置“庐山学宭”（宭同群），选了几个优秀学生，在学宭中学习佛学及英文，为将来环游欧美布教的准备。这几个学生是会觉、满智、迦林和大醒。佛学由大师自授，英文由燕京大学毕业的熊东明居士教授，大醒于此奠下他的外文基础。
　　一九二八年三月，大醒奉太虚大师之命，和芝峰法师先后到设于福建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主持学务，大醒并任南普陀寺监院。大醒于此期间，创办《现代僧伽》杂志──后来改名为“现代佛教”月刊。大醒护教心切，在杂志中呼吁佛教一致团结，整顿内部，健全寺院组织，共同护持正法。他以思想新颖、言词痛切，且以文字中涉及人物之臧否，遂为保守的老派佛教徒所反对。如当时净心法师致书太虚大师曰：
　　“旧派意见，不难化除，而新派恐非易融洽......昨阅《现代僧伽》一书，批评谛老、印老，及王一亭、黄涵老等......任意污谤，云是猪头长老，蛆虫居士。”
　　关于批评印光大师的一段公案，亦见诸他撰写的〈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一文。大醒对印光大师十分崇拜，甚至于他出家的心愿，也是因读了印光大师的书信及《印光法师文钞》而决定的。所以，他出家之后，曾多次参拜印老。在〈拜识印光大师〉一文中，记述他第三次参拜印老的经过：
　　一九三〇年夏天，我在苏州定光寺休息了几天。这时，印光大师闭关报国寺，我决定了某一日上午去作第三次的参拜。在未去之前，我就料到这一次要受他老人家的呵斥了！因为我在厦门主编的《现代僧伽》，发行已满两年，他老总会见到一、二册的。如果一看到内容，无疑的要视为这是革命佛教的炸弹。果如所料，在关房窗口拜见大师之后，开口便道：“你办的《现代僧伽》，专门是骂和尚的，不怕造口业？你们在厦门办的闽南佛学院，都是革命党新僧，要打倒你，要打倒他，连我印光你们都要打倒！”
　　我马上声辩：“现代僧伽上并没有说打倒你老法师的话，此话从何而来？”他老说：“去年有人告诉我的！”我说：“老法师曾亲眼看见那本书吗？”他说：“他们是拿了两本来的，我不看那样骂人的文字。”谈著谈著，

由骂人谈到现代的佛寺制度是否需要改良，青年僧徒应如何教育等，他老又并不一定执著主见。但是，佛寺制度应如何改良，青年僧徒应该如何教育等，请他老发表意见，他又不愿意指示，说到末后，他说：“你就是骂死了他们，他们仍旧不能把丛林改好，骂之无益，枉造口业。”
　　在我心坎里，领受到他老的意旨，唤不醒人，自己省些力气，而又免得造了口业。
　　这次参拜，临辞别时，印老犹殷殷教诫他说：“以后写文章不要骂人，造了口业，赶快忏悔。”以后，大醒即以僧忏为别号，乃是纪念领受印光大师训诫的诚意。
　　大醒在《现代僧伽》上痛切陈词，呼吁团结，整顿内部，亦有其时代背景。当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佛教的灾难即接连而至。先是冯玉祥在河南没收寺产，驱逐僧众；继之唐生智在湖南打著如来的招牌，事实上是在扼杀僧徒，摧残佛教。冯玉祥的部属，时任内政部长的薛笃弼，建议政府“改僧寺为学校”；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发起“庙产兴学运动”。在这段时间中，南京市长刘纪文主张拆毁寺庙神像，而江浙各地地方上部分前进缙绅者流，多主张提拨庙产，兴办学校。
　　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内政部订立“管理寺庙条例”二十一条，亦就是以政府法令达到没收庙产，兴办学校的目的。在这佛教危急存亡之秋，凡是有血性的僧侣，莫不抱著毁身殉教的决心来护持佛教。大醒就是其中一个。大醒这时年方二十余岁，血气方刚，他有为教牺牲的豪气，不计毁誉，呼吁佛教改革，这正是“爱之深、责之切”心理的表现。
　　大醒、芝峰在闽数年，当地僧侣不满于他们主持县佛教会事务之处理，亦不满于佛学院中闽籍学生太少，因此事多障碍。一九三二年底，太虚大师抵厦门，辞去南普陀住持，由常惺继任。大醒、芝峰亦辞去佛学院职务，随大师离开厦门。
　　一九三三年，大醒到汕头小住，主办《现代佛教》周刊，继续宣传他对佛教改革的理念。未久，又回到武昌佛学院，主编《海潮音》杂志，鼓吹人间佛教思想。并于一九三四年，出了一次《海潮音》的“人间佛教专辑”，发表太虚大师等所撰写关于人间佛教的十八篇论文，在全国佛教界引起强烈的震撼作用。
　　一九三五年，大醒东渡日本，考察佛教，结识不少日本佛教学者，回国后撰写〈日本佛教视察记〉。这时，他回到江苏，住持淮阴觉津寺，发行《觉律》月刊，继续宣传人间佛教思想。同时创办“觉津佛学院”，培育青年僧才。未几，中日战争爆发，他在苏北联络各寺院僧侣，设立“苏北七县僧众救护训练班”，由他领导主持，训练战地救护人才，卫国护教，颇为地方当局重视，后来战事逆转，政府西撤，大醒对国事与佛教都颇为消极，万事随缘。以后苏北地方不靖，他到上海常寄居于静安寺中。
　　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大醒担任该会秘书长，协助大师整理中国佛教。一九四六年夏季，他继太虚大师之后，出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持。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舍报往生，大醒与同门师兄弟亦幻、尘空、灯霞、演培等随侍在侧，为大师治丧。事后，又参与《太虚大师全书》的编辑和太虚大师舍利塔建立的工作，并二度接编《海潮音》月刊。
　　一九四九年，江南动荡不安，他于是年年初来到台湾，以《海潮音杂志》发行人兼主编的身分，把《海潮音》迁到台湾出版。来台之后，住在台北善导寺，出任该寺导师。一九五〇年冬天，积劳成疾，患高血压症，移住新竹香山疗养。一年之后，血压稳定，病况转佳，他应新竹灵隐寺之邀，到该寺主办的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导师，培育僧才。不意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中风，半身不遂，乃回到善导寺疗养，十二月十三日安详示寂，世寿五十三岁，戒腊二十七年。
　　大醒生平，以提倡佛教僧伽教育和主办佛学刊物，对佛教贡献最大。早年创办《现代僧伽》杂志，曾撰文呼吁，要求佛教革新制度，健全寺规，整肃僧寺的腐化现象，使当时的佛教界受到极大震撼。后来主编《海潮音》杂志，大力提倡人间佛教，主张僧侣应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勿纠缠于死后问题的探讨。成为太虚大师佛学思想的忠实宣传者。
　　他生平发表的佛学论文甚多。主要的著述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八指头陀诗评传》、《口业集》、《空过日记》等。《海潮音》杂志社曾集其诗文数十万言，辑为《大醒法师遗著》。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