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慈航，俗姓艾，名继荣，字彦才，福建省建宁县人，光绪一八九五年八月初七日生。他的父亲炳元公，监生出身，设塾授徒为业；母亲谢太夫人，以淑德闻于乡里。
　　慈航幼年随父读书，不幸十岁那年，母亲谢氏病故。过了两年，父亲炳元公亦谢世。他有一弟早夭，至此他孑然茕独，为外祖母接回家中，依舅氏以活。他的舅父业裁缝，专门为出家人缝制僧衣，以这种因缘，十多岁的慈航也就随著舅父学裁缝手艺，并且经常到各寺院送衣服。他到寺院，每闻钟磬梵呗之声，心生欢喜；时与寺中僧侣接谈，亦甚契机，由此结下佛缘，日久之后，萌生出家修道之心。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他十八岁，机缘成熟，辞别外祖母和舅父，到邻邑泰宁县的峨眉峰，礼自忠和尚为师，剃度出家，法名慈航。初出家之年，随师礼佛诵经，翌年秋间，往江西九江能仁寺受具足戒。受戒后的慈航，曾学禅于圆瑛法师，听经于谛闲法师，学净于度厄老和尚。以后他行脚参访，到过泉州的开元寺，宁波的天童寺、七塔寺，金陵的栖霞山，安徽的九华山，常州的天宁寺，扬州的高旻寺等诸大寺院；并超参了普陀、天台等名山。
　　一九二七年，慈航三十三岁，听说厦门南普陀寺开办了“闽南佛学院”，是年九月，他赶到厦门南普陀寺，申请入学，作了佛学院的学生。这时的闽南佛学院，太虚大师以南普陀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常惺任副院长，蕙庭任教务主任。大师在闽院主持了开学典礼，即回到杭州，院务由常惺代理。后来，常惺应云南佛教人士之请，往昆明弘法，院务由蕙庭代理，会觉、满智等任讲师。是年冬天，佛学院闹学潮，误传有慈航在内，《太虚大师自传》二十一节记载曰：
　　闽院以蕙庭返江苏，仅由会觉、满智维持，夏初遂发生学潮，学僧中有慈航、谈玄、慧云、传戒（巨赞）、伊陀等。以一部分之过激行动，南寺、闽院均陷危乱，乃派芝峰、大醒前去收拾，一方面调走为首滋闹的二人，一方面或遣或听离散，留院者已寥寥无几，需重新招考续办。
　　惟此事在《太虚大师年谱》中，记载的不尽相同。年谱一九二八年二月条下记曰：
　　是月，大师命大醒、芝峰先后去闽南佛学院，主持学务。去冬，闽院发生学潮。会觉离院去南山寺；蕙庭解决乏术，事态激化，寺务院务均陷停顿。蕙庭及学生代表传戒（巨赞）来杭迎大师，大师委大醒、芝峰往为整理，下学期始复正规。
　　在上条记载之后，年谱编著者印顺法师另加〈案〉语曰：“自传以蕙庭离厦，致夏初闽院发生学潮，全误。又闽学潮之主要者，为怀璞、悟开，自传所记之慈航、谈玄等，实无多大关系。盖大师未曾亲处其事，仅泛忆有此几人耳。
　　学潮大约和慈航没有关系，但慈航却因此事而离开闽院。因为学潮处理后，“留院者已寥寥无几”，太虚大师在他的自传中，继“学潮”文字之后，列举在校学生的名字，并无慈航在内，想来他已经离校了。
　　慈航离开闽南佛学院的确切日期，不得而知，大概是在大醒、芝峰到校以后，整顿院务期间，他自动退学的。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进入佛学院读书，前后不到半年。一九二八年秋天，安庆迎江寺的竺庵法师请他去任住持，这样他到了安庆。
　　慈航“天资欠敏”，学识基础也并不算好，他幼年读过几年私塾，母亲逝世后就失学了。在闽南佛学院时，曾因功课成绩欠佳受到大醒法师的申斥。到了迎江寺后，他感于身为住持，岂能不通达经论，于是发愤苦学，曾向武昌佛学院函购得唐大圆编撰的《唯识讲义》，用以自修。他把这本讲义带在身边，随时随地拿出来阅读、揣摩，多年之后，终于精通唯识，以后也宣讲唯识。这种苦学精神，令人佩服。
　　在迎江寺的住持任内，他设了一所义务夜校，还设了一个僧伽训练班，曾请出身于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的道源法师，到迎江寺助理院务。道源在迎江寺停留未

久，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就到武昌佛学院去了。一九三〇年初，迎江寺发生火灾，房舍烧毁了一半，慈航因而辞职离开。后来以到香港讲经的因缘，随之由香港到了缅甸的仰光。
　　缅甸是南传的小乘佛教国家，宣扬大乘佛教的中国僧侣为数不多。仰光唯一的中国寺院是龙华寺，慈航到仰光，自然是住在龙华寺内。他在仰光那几年，龙华寺的住持是万蕙法师，当家和尚是圆慧，寺中常住四十多人，慈航担任讲师，领导常住僧侣，朝暮功课不缺。那时，号称“金山活佛”的妙善禅师也住在龙华寺，但他不上殿，不过堂，他的修行方法与众不同，他每天去礼拜大金塔，也不与大众一同吃饭，只吃剩饭剩菜，甚至于喝厨房的涮锅水。
　　慈航在仰光，联络佛教居士丘宏传、陈宏宣、曾大聪、陈善乐等，于一九三三年佛诞日，成立“中国佛学会”，由他任导师，在会中定期演讲，并且要会中居士们也轮流演讲，众人的演讲词，后来由佛学会辑为《仰光中国佛学会通俗演讲录》。
　　一九三五年，他由仰光归国，道经香港、粤东抵达上海，然后再溯江而上，历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桐城、九江、庐山、武汉。所到之处，随缘弘化，各有演讲。这些演讲稿，由武昌“世界佛学苑”的释曙清辑为一本小册子，曙清并在书后附〈跋〉曰：
　　慈航法师是一位人间的救星，他老人家的足迹，远处到过释迦佛的家乡地印度国，小乘佛教发祥地的缅甸国，而且在缅甸国里宣扬大乘佛教四、五年，此次慈航法师自缅甸回祖国，道经香港、广州、厦门、上海、镇江、南京、汉口、武昌等地，集佛学演讲稿不下二十余篇，篇篇中都是一针见血的话，故我乐意负编成册子的责任，敬献给佛教线上的有缘人。曙清谨跋，八月八日于武昌。
　　一九三六年，这本小册子又增订重印，优昙法师有一篇〈校对赘言〉，录之如下，以见慈航的法缘：
　　这本讲演集是慈老人在各处弘法的剪影。编辑和校对，都承世界佛学苑曙清同学一人肩负，由广州各处善信，先印千本以结法缘。
　　现因上海罗迦陵居士继印结缘，老人命加校订，特将桐城几篇，整理添印，和慈门讲集及散见诗稿，附殿于后，集成一册，作第二次宣传......一九三六年底写于哈同花园。
　　慈航回国年余，仍回缅甸仰光，以后他活动区域扩大，到星加坡和马来西亚弘法。一九三九年，太虚大师在战时首都重庆，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访问东南亚各佛教国家，沟通海外文化，联络佛教徒感情，并宣扬我抗战国策，揭发敌伪阴谋。是年十一月中，太虚大师偕团员苇舫、译人陈定谟、侍者王永良等，由昆明出发。预定列为团员的慈航和惟幻，则由香港赶到缅甸，和大师一行在仰光会合。以后四、五个月，访问团一行由仰光而印度，而锡兰，而星加坡，而吉隆坡等地，先后成立了中缅、中锡、中印等文化协会，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国民外交。一九四〇年五月，太虚大师一行由星洲乘轮返国，慈航仍留在星马等地弘化。
　　慈航在星马地区十年有余，往返各地讲经说法，席不暇暖。他先后创办了星洲菩提学院、槟城菩提学院，以及星洲、雪洲、怡保、槟城、麻六甲、吉隆坡各地的佛学会，并发行《中国佛学》月刊，南洋华侨普沾法雨，皈依三宝者日众，而他也受到当地信众普遍的尊敬。
　　慈航生性坦率，直来直往，胸无城府。他从太虚大师受教的日子并不多，但由于民国二十八、九年（一九三九、〇年）间，他参加佛教访问团，随大师访问印度、锡兰及南洋各国，所以一般都视他为太虚大师的门下，他本人也以大师弟子自居。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主持“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一九四六年夏天，在焦山定慧寺开办“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由太虚大师门下的芝峰法师任主任。虚大师在上海，设计了一套训练班学员的便服，寄给芝峰法师，让学员试穿以为倡导。以此缘故，杂志上刊载了一些讨论改革僧装的文章

，慈航远在南洋，不明其中经过，以为虚大师要将传统僧服，改为类似俗家的服装。他撰文反对，主张采用南传佛教的黄色服装，并写信给太虚大师，措辞激愤，声言大师如不采用他所建议的服式，他将反对到底，并将退出大师的“新僧籍”。
　　太虚大师为这封信啼笑皆非，先后两次覆信给慈航说：
　　慈航：八日函悉，你的耿直是可取的，但未将事理辨清，鲁莽言动是可耻的！一、谁说以俗服来代替？二、何处有新僧籍，你曾从何处入籍今要脱籍？
　　虚大师的两封信洋洋千言，为他解释僧服的沿革，及为训练班试设一种便服的用意。慈航耿直坦率，勇于认错。他将虚大师的信札，以及他自己写给大师的信，一字不易的刊登在《中国佛学》月刊上，并刊登启事，宣称以后改名“可耻”，用来纪念太虚大师的教诲，果然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写文章都署名“可耻”。
　　一九四七年三月，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圆寂，这是震动佛门的大事，慈航时在新加坡闭关，得知大师逝世，悲痛逾常，他在《中国佛学》月刊“追念太虚大师纪念专号”上，写了许多纪念大师的文字，并撰写纪念大师的歌词，谱成乐曲。在日用的信笺上，印著「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他对太虚大师的崇敬，实是出于一片至诚。
　　太虚大师逝世后，中国佛教的整理工作无形中停顿下来，而大师一生致力的佛教改革运动也无人再提。所以在大师逝世那一年的夏天，慈航印了一分“中国佛教革命的呼声”的小刊物，寄给国内各寺院，呼吁丛林寺院兴办佛学院，举办各种社会、文化、慈善事业。他并呼吁僧青年起来革命，为中国佛教前途而努力。这些宣传品寄到各寺院，多被寺院保守人士没收藏匿，根本不给僧青年看。
　　一九四八年，慈航在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接了圆瑛法师的法，圆瑛法师与太虚大师之间，清末在天童寺曾义结金兰，但后来因为改革与保守的理念之争，及中国佛教会领导权的问题，两派势如水火。如今慈航既自认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又接圆瑛法师的法，自然引起太虚大师门下的责难。慈航对此事曾撰文加以解释，他说他之所以接圆瑛法师的法，目的是在消除人们的误会──消除太虚和圆瑛之间敌对情形的误会。由他以此一行动，澄清外人的两派不和的传说。以他胸无城府的率真想法，可能是确具此意，无奈这一番解释，并不能取得其他人的谅解。
　　一九四八年秋天，慈航应中坜圆光寺妙果和尚之请，来台办“台湾佛学院”，其时正当自大陆撤退之际，以若干错综复杂的因素，佛学院只办了半年就结束。后来由汐止静修禅院住持达心、玄光两位尼师发心，在汐止秀峰山兴建“弥勒内院”，迎他去驻锡，并继续授课。一些大陆来台的学僧纷纷投止，静修禅院的尼师和一些社会居士也从而受学，在那段时间，“弥勒内院”成了台湾的佛学教学中心。
　　弥勒内院授课采单级制，每日授课六小时，除《楞严》、《楞伽》、《法华》、《华严》，以及《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等大乘经论外，兼及《谛闲大师遗集》、《圆瑛法汇》与《太虚大师全书》等作为参考。课程由慈航一人讲授，后来增加国文一科，由胡国伟居士讲授。一九五三年初，道安法师也分担了一部分课程。
　　当时在弥勒内院亲近慈老的大陆来台学僧，到后来都是法门龙象、佛教精英。这些学僧，包括了中、自立（乘如）、唯慈（日照）、幻生、净海、妙峰、能果、果宗、印海、宏慈、戒视、严持、浩霖、清霖、以德、宽裕、常证、清月、真华等，后来分别在国内外各地弘化一方，为佛教贡献力量。
　　在那几年，慈航创设了星期念佛会，每星期日在静修禅院举行。他又经常作通俗佛学演讲，他说理圆融，喻解详明，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对于接引初机人士，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的旧历除夕，在各方行化的内院学僧，回到内院过年，慈航对弟子们说：“我的旧舍（指

色身）已坏，要换新舍，我明年二、三月不走，最迟三、四月就要走。”他并嘱咐各人，不要把消息传出去。果然到翌年旧历四月初四──即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以脑溢血示寂。
　　他寂后坐缸，面目如生，俨然老僧入定，封缸后，安葬在后山墓塔。五年之后，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弟子们开缸检视，发现他肉身不坏，袈裟完好，面呈紫色，眼睛发亮，耳鼻口俱全，唇尚软，并长出稀疏的头发和髭须，眉毛亦长了许多。后来经装金后，迎归于弥勒内院安座供养──成为台湾第一尊肉身菩萨。
　　慈航示寂后，弟子们组成“慈航法师永久纪念会”，整理遗稿，印行《慈航法师全集》，计上中下三册，内容共五篇，第一篇是《相宗十讲》，第二篇是《大乘起信论讲话》，第三篇是《十二门论讲话》，第四篇是《成唯识论讲话》，第五篇是《菩提心影》，全书一百三十余万言。
　　附录慈航法师与台湾佛学院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抗战八年，获得最后胜利，日本向中、英、美、苏同盟国投降。十月五日，接收台湾的前进指挥所人员抵达台北。十月十日，台湾全省同胞盛大庆祝国庆纪念日，受日人统治五十年的台湾，重回祖国怀抱。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国佛教会”在南京召开胜利后的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台湾佛教界亦派代表到南京出席大会。大会之后，台湾原有的佛教会，就根据中国佛教会的章程，改组为“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此后各县市也相继成立支会。一九四八年，中坜圆光寺的妙果老和尚，为培育佛门僧才，成立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所佛学院，并邀约时在南洋弘法的慈航法师，来台湾主持其事。
　　慈航法师于一九三一年到缅甸弘法，后来范围扩大，遍及新加坡、吉隆坡、槟城、怡保、雪洲、麻六甲等地，南洋华侨普沾法雨，他在那一带的法缘极盛。慈航法师早年曾在闽南佛学院就读，也算是太虚大师的弟子。他颇有意于改革中国佛教，所以受到妙果老和尚的邀约后，曾写信给当时在杭州“武林佛学院”就读的学僧乘如和鲁愚：“我不久要回祖国了，台湾现在有人请我办学，我想借此机会，著实为中国佛教教育做点事业，替未来佛教多培育一些人才。”
　　慈老何以给远在杭州的两个学僧写信呢？原来乘如和鲁愚，就是后来的自立法师和幻生法师。他们二位在武林佛学院求学期间，读到慈老创办的《中国佛学》杂志，慈老在杂志里撰文阐述他的理想和愿望。他在新加坡建有“法师寮”，欢迎国内有志进修的青年法师，到新加坡进修。以此因缘，他二人对慈老非常崇仰，乃用自立和幻生的名字给慈老写信。（不用原名，是怕佛学院师长知道他们给慈老写信而不高兴。）慈老给他们覆信，还寄书寄钱给他们，这也是他们二人后来到台湾投依慈老的原因。
　　慈老抱著满腔热诚和极大期望，于一九四八年十月间来到台湾，及至他到中坜圆光寺一看，心中凉了半截。圆光寺在中坜乡下，距中坜尚有近十公里的路程。只是一个破旧平房的小寺院，根本不具备设立佛学院的条件。幻生法师后来在〈我所知道的慈航老法师〉一文中，写出了他在一九四九年所见的中坜圆光寺：
　　我们未到圆光寺之前，想像中的圆光寺，以为是像江浙一带的名山巨刹，谁知到了圆光寺，才知道它是一个仅有数十间一字形的破旧平房的小寺院，既没有巍峨雄伟的大雄宝殿，更没有前殿与后殿，至于其他的广大庭院等等，完全没有。如从圆光寺的建筑形式来观看，它一点都不具有一个佛寺的特色，要不是中间佛殿门前悬挂著一块“圆光寺”的匾额，我们还以为它是一座普通农民的居家民宅......
　　虽然环境如此，但慈航法师生性豁达，既来之则安之，仍然全力推行筹备及招生工作。他在佛教刊物上登出招生广告，并全省巡回演讲，说明他的教育理念。他在〈台湾佛学院宣言〉一文中，说明他办学的旨趣：
　　我台湾沦陷于异族之手，五十年来固堪疾

首，然民众信仰佛教向未后人。虽一时曾为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纯洁无瑕之佛教，致蒙不白之冤，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际此赤焰横飞之时，世界将无一片干净土，吾人应如何协助政府，重建新中国，则提倡佛学教育，实不可缓。同人等本此意旨，为国家计，为民族计，故有创办“台湾佛学院”之举，所望爱国之士，凡有心提倡智育德育者，盖兴乎来。
　　宣言之后，附有〈台湾佛学院简章〉，说明学生入学三年肄业，分为两个阶段，前六个月是“试办训练班”，然后再升入后段的“正式研究班”。前阶段的课程内容是佛学、国文、英文、常识。然而招生的结果并不十分踊跃，女性出家与在家众有二十多个人，而出家男众只有六、七个人。一九四九年春节以后，陆续有上十名大陆来台的学僧经慈老收在班上，这样后来有了四十多个人。
　　佛学院的“训练班”终于开课了，但课程虽有四种，教师却只有慈航法师一个人。发心办佛学院的妙果老和尚，自己没有读过佛学院，也不知道佛学院该如何办。也许他以为请上一位法师，招上十多名学生，佛学院就算成立了。至于教师的薪资、教学的设备，事先都没有预计到。亏得有一位黄胪初居士（就是未久即随慈老出家的律航法师），发心义务教授国文。英文课无人上，暂缺，佛学课由慈老一人挑起。除此以外，他兼任学生们的“生活指导”，他要学生们背诵戒律，背诵古文，写大小楷，记日记。
　　一九四九年春天，大陆局势激化，这时在上海静安佛学院求学的自立和幻生，自林子青居士处打听到慈老在台湾的地址，他们写信给慈老，请求到台湾来亲近他，慈老应允。他们来时，临时又加上唯慈，三人一同找到圆光寺，慈老收他们随班上课。未久，妙峰等三个人，心悟等四个人也先后找到圆光寺，使大陆来台的僧青年达到十个人。并且传说还有很多大陆僧青年要来，这时妙果老和尚紧张了，他与慈航法师谈判，说明圆光寺经费有限，不能再收容大陆的僧青年了。
　　但慈老却以为，你既然请我来办学，在本地招不到出家男众，现在有僧青年请求入学，你又不许我收，未免太过分。这一场谈判最后是不欢而散。过了不久，台中的圆明法师到圆光寺来，协助慈老教书，慈老乃将教务工作交给圆明法师代理，他把自立、幻生、唯慈三个人留在圆光寺继续上课，带著后来的妙峰等七个人，到基隆灵泉寺去了。
　　他的意思是，你圆光寺既然嫌大陆僧青年人数太多，我把他们带走好了。
　　慈老到了灵泉寺后，就以灵泉佛学院的名义，继续为妙峰等上课。这时大陆继续来台的僧青年，都到灵泉寺去投靠慈老。慈老生性耿直坦率，且又慷慨热情。既然收容自立、妙峰等在先，就不能拒绝继来投靠者于后。可是后来灵泉寺也感到人数愈来愈多，寺院无力负担了。慈老把灵泉寺的教务交给默如、戒德二位长老负责，带了一部分学僧到狮头山，临时栖止于开善寺，就以狮山佛学院的名义为学僧授课。
　　其实，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来台依止慈老的学僧，总共也不过二十多，不到三十个人。无奈慈老离开他弘法十多年的东南亚，来到台湾的圆光寺，他只是“客卿”，没有自己的道场，也没有经济来源。当日在圆光寺的学生后来指出，慈老在“台湾佛学院”的试办训练班六个月，并没有拿过薪水。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经济落后，一般规模小的寺院，增加几个吃饭的人就是沉重的负担，不像今日这个富裕时代，增加十个八个人吃饭是小事。
　　如今回顾，也亏得当年慈老在台，“抢救”了那一批大陆学僧。不然，他们投止无门，很可能为生活所迫，走上还俗之途，那将是佛门重大的损失。因为那批学僧，以后都是佛门柱石，为佛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夏天（约在六月初），“台湾佛学院”的试办训练班六个月期满，慈老带著灵泉寺、开善寺两处二十多名学生，回到中坜圆光寺，举行联合毕业典

礼。这时慈老仍抱著一线希望，期待圆光寺于训练班结束之后，续办“正式研究班”，这是当初所约定的事，也载之于简章上。所以，他抵达圆光寺那天的下午，与妙果老和尚双方开会，不意妙果不愿续办，坚持训练班毕业，佛学院即行结束。这一来，台籍学僧可回到原来的寺院，而大陆学僧马上就面临流离失所的命运。
　　慈老眼看局势无法扭转，不得已退而求其次，请圆光寺能够收留大陆学僧，以免他们流浪街头。妙果初以经济困难无力维持推辞，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答应收十个人，其余的十多个由慈航自行设法。慈航要求再增加几个，妙果拒绝。慈老生性耿直，与妙果发生语言冲突，会谈场面十分火爆。
　　是日晚间，训练班举行结业典礼，慈老请来宾中的法师居士致辞，最后由他以主持人身分讲话时，出乎意料的，他沉痛的对众人说：“今天晚上我要大笑三声。”他悲愤无比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的笑声，使得在场的学生感到如利箭刺心，一个个饮泣洒泪。
　　第二天，是大陆学僧要离开圆光寺的日子，幻生法师在〈我所知道的慈航老法师〉一文中，有如下的叙述：
　　第二天早晨，慈老召集我们（大陆来的二十多人）训话，报告昨天他与妙果和尚谈判的结果。他说：圆光寺现在只许住十个人，凡是愿意留在圆光寺的，现在就到黑板上签名，人满为止；凡是不愿意留在圆光寺，而要跟随他走的，吃过早饭就将离开这里。希望跟随他走的人，以后去到那里，尚不知道，只要他到那里，他也带大家到那里；他有饭吃，大家也有饭吃。慈老讲到这里，不禁感情激动，悲愤难抑，眼泪直流，放声大哭。
　　慈老个性耿直，且又相当倔强，他是不轻易流泪的人，如今放声大哭，是表示他心中压抑了太多的委曲。他在星马，有自己的道场及广大的信众群。应妙果之请到台湾来，是抱著满腔热诚，要为祖国的佛教做点教育事业，培育一些人才。结果一回来就有上当的感觉。因为当时的圆光寺根本不具备办佛学院的条件。但人既然来了，不能虎头蛇尾，就硬著头皮办下来。如今落得这样结局，怎不使他悲愤与伤心。
　　留在圆光寺的学生中，包括最早来投依他的自立、幻生、唯慈三个人在内，因为事先他们三人得到慈老的示意，要他们率先签名留在圆光寺。慈老何以要示意这三个人留下呢？因为这三个人是事先得到他覆信允许才来的，他在道义上要给这三个人有适当的安置，以免随他去流浪。
　　那天早饭后，慈老带著近二十名的大陆学僧，离开圆光寺。他手持手杖，背负藤篮，有如老鸡带小鸡似的，带著一群雏鸡，投奔新竹青草湖的灵隐寺，灵隐寺的住持无上法师收容了他们，一伙人总算有了栖身之所。慈老和无上法师商议，在灵隐寺办佛学院。无上法师也同意予以支持。就在这时，发生了三十八年的“教难”事件，治安单位派人到灵隐寺，把慈航师生全数拘捕，连带著灵隐寺住持无上法师、应约来协助慈航办佛学院的道源法师、刚剃度出家的律航（在圆光寺为学生义务教授国文的黄胪初居士）也受到“池鱼之殃”，全被拘捕。已故的立法委员董正之居士，在〈永怀源公教授和尚〉一文中，说到了当时的情形：
　　我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乘船抵基隆，然后塔火车抵台中定居，因与律航法师约定，于五月四日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见面。约在当时午后一时半到新竹市车站，步行在赴灵隐寺途中，正值一辆救火车行驶，后面徒步有律航法师、无上法师、道源法师，经律航师介绍，拜见道源法师，这是初次瞻仰一幕。
　　晚间陪同慈航大师、道源法师、星云法师、了中法师近二十位法师，共坐在中坜警察分局二楼一所办公室里，渡过了苦难的一宵。
　　董居士文中有一点要加以说明，即“教难”发生在六月月初，董居士写作五月，可能是误记，或者他写的是夏历日期。再者，以董居士立委的身分，不至于因访友而同被拘留，可能是他自动陪同诸法师

到警局，以示“共患难”之意。第二天，董居士到了台北，找到监察委员丁俊生居士，共同奔走营救被拘留的诸位法师及学僧。这时，斌宗法师闻知慈老等被拘，星夜赶到台北，向李子宽居士及孙张清扬（孙立人夫人）求援，由孙夫人到处求人，最后慈老等一行人获得保释。
　　慈老为何被拘捕？说法不一。
　　慈老、道源、无上、律航诸师及学僧了中等的被拘事件，后来称为“教难”。但是“教难”并不止这一次，幻生法师在前文中续称：
　　记得慈老被保释出来不久，我们住在圆光寺的十个人，也被捉去坐了二十多天的监牢。至于我们为什么原因被捕？去逮捕我们的警察先生及邻里长所出示的公文，是省主席陈诚下的手令，凡是僧道及无业游民均为逮捕对象，我们便在这个手令下被捉去了。可是，奇怪的，出家入僧的和尚为无业游民，而基督教的牧师神父竟然不在无业游民之中。
　　那一次以无业游民拘捕出家人的“教难”，不仅是新竹一地，而是全省性的行动，大陆来台的法师戒德、默如、星云、煮云、心悟、莲航、佛声、性如等都受到逮捕之灾。后来，佛教缁素两众，奔走营救，运用各种人事向当局说明解释，最后全获得释放。
　　慈航法师获保释后，没有再回到灵隐寺。汐止净修院的达心和玄光两位尼师接他到静修院居住，后来静修院又建筑“弥勒内院”，供慈老讲学，分散在各地的大陆学僧纷纷来此依止，慈老又开始他讲学弘法的生活。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