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承，法名慧觉，原籍福建永春，清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出生，七岁启蒙，受儒家传统教育。及长，师事王绳烈、郑苍亭，读孔孟周易，旁及老庄，颖悟过人，两前辈许为大器。他的父亲继如公在南洋经商，俊承十七岁奉父命南渡，初在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市开设永兴公司，继而到星洲创立太兴公司，这是他在星洲事业的开始。他为人笃信诚厚，按部就班以求发展，信誉日著，事业日隆，成为新加坡的华人富商侨领。他热心于华侨教育，首先在森美兰州创办中华中学，嘉惠侨子。
　　俊承以家庭传统，信佛虔诚。一九二五年北返故国，朝礼普陀山，皈依于印光大师座下，赐名慧觉。回到星州后，进一步致力于事业的拓展，先后购置大丰饼干厂，出任和丰银行总理，进而倡议和丰、华侨、华商三银行合并，即为后来华侨银行的总机构。又开创太安实业有限公司，事业愈为发达。
　　一九三三年，星洲诸山长老转道、瑞于、瑞等，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首先与俊承相商，得到俊承的首肯，同意支持。继而邱淑园、黄曼士、庄笃明、庄丕唐、罗承德，及南京国民政府驻新加坡领事李仁等，都参加了筹备会。西元一九三四年，居士林正式成立，由俊承购得一幢楼房捐献，作为林址。初时林友百余人，多是商界、学界的知名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邱淑园任林长，以林友日多，旧址不敷使用，乃商之于俊承，另购林址。俊承首先捐资以为倡导，乃购得金炎律十七号林址，奠定永久的基础。
　　十年后，林友增加到一千余人，所址又不敷使用，乃于一九六〇年，复购得隔邻旧屋一所，土地三万余尺，两幢房屋合并使用。西元一九六五年，开会决议重建，推请长于建筑的转岸老和尚出任建筑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动土，请俊承主持奠基典礼。施工五年，至一九七〇年竣工。新落成的林所，殿宇宏伟，楼阁庄严，在新加坡佛教道场中，是最为巍峨堂皇者。
　　印度佛圣地鹿野苑的中华寺，也是俊承捐资兴建的。以一九二六年奉军入关，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新主人。张的谋士杨宇庭，利用职权，借故迫使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和尚出国游历，迎请在哈尔滨弘法的倓虚法师，到北京住持法源寺。道阶离京，赴印度朝圣迹，游历鹿野苑时，于荒烟蔓草中，发现一所唐代华僧所建的“支那寺”遗址。当时，锡兰的达摩波罗居士也在是处建塔，劝道阶予以重兴，道阶乃发下心愿，要在有生之年，予以重建。
　　一九二九年，缅甸在仰光召开“世界佛教会议”，道阶代表当时上海全国性佛教组织的“中华佛教会”出席。在会中遇见新加坡代表转道和尚，会后随转道到星洲，以此与李俊承相识。道阶向俊承谈及重兴支那寺之意愿，俊承允予支持，乃与道阶、转道、瑞于诸师发起重建。两年后，道阶再赴印度，参加摩阿菩提学会在鹿野苑所建的塔寺落成典礼，复勘察支那寺，并计画重建事宜。返回星洲，召法徒德玉和尚抵星，第三度重去勘察，返回星洲后，事未果而道阶示寂，事遂搁置。
　　一九三六年，国府要人戴传贤经过星洲，晤李俊承，谈及此事，戴氏亦十分赞成，允捐国币二千元为之倡导，槟城佛学院亦认捐三千叻币，而延置日久款未能集，俊承乃一身任之。一九三八年，俊承偕同德玉、演本二师，亲赴印度鹿野苑察看，乃独捐叻币三万，委由德玉和尚著手购地兴建。事后，俊承转赴各地，朝礼圣迹。
　　一九三九年元月，德玉告以筹建事已准备就绪，俊承再度赴鹿野苑，主持奠基典礼，并易支那寺名为“中华寺”。是日参加典礼盛会者，有国民政府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冯执正，侨界名人谭云山、丘庆昌，印度政界学界名流，印度菩提学会，及印度、西藏、缅甸、星洲各地来的佛教徒上千人。俊承在大会上致词，谓他对复兴印度佛教及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谊，能尽一分力量，感

到无上光荣。
　　典礼后，俊承由印度返回星洲，途经槟榔屿，赴双庆寺访善慧和尚，有诗纪事曰：
　　二日槟榔到，重游不自胜，言过双庆寺，来访日云僧。
　　苔径平若砥，山泉冷似冰，清谈忘坐久，林月已初升。
　　俊承善诗能文，两度游历印度，回到新加坡后，曾撰写《印度古佛国游记》一书，出版行世。此书记述，当时印度人口两亿四千万人，回教徒八千万人，基督教徒六百万人，锡克教徒四百万人，耆那教徒一百二十万人，祅教（拜火教）徒十万人，犹太教徒两万多人，而号称“佛国”的佛教徒，只有四十三万人。相对的，锡兰当时人口五百五十万，而佛教徒则有四百万人以上。《印度古佛国记》这本书，一九六四年，台湾的佛教文化出版社再版发行。
　　一九四〇年，俊承受陈嘉庚先生之请，出任星华筹赈会代理主席，输财出力，不辞辛劳，深为陈嘉庚所倚重。翌年，大英联邦驻星总督汤姆斯爵士，颁赐勋章以酬其劳绩。继而先后出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福建会馆信托人、永春会馆会长、李氏宗亲总会名誉会长、新加坡银行董事主席等社团要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迄今日，新加坡佛教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新加坡佛教总会”，而此会也是李俊承居士发起创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的寺庙庵堂较战前增加一倍，达到三百余所，信众亦与日俱增，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无由发挥团结的力量。俊承有鉴于此，乃于一九四九年七月，邀请华人佛教寺院庵堂代表，在佛教居士林举行座谈会，讨论组织一健全的联合机构。与会代表咸表赞成，即席决定成立“新加坡佛教总会”，并推举出筹备委员四十一人，分别草拟章程、征求会员、申请注册。是年十月，获政府批准为“豁免注册社团”。
　　一九五〇年元月八日，“新加坡佛教总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执监委员、正副主席、常务委员、各部正副主任等人选。选举结果，发起人李俊承当选常务委员会主席，宏船法师当选副主席，达明、广洽二师及张淑源、陈光别、庄丕唐、毕俊辉诸居士当选常务委员；同时选出李振殿为监察委员会主任，转解法师及黄曼士居士为常务监察委员。继而举行执监委联席会议，通过礼聘演本老和尚及法舫法师为顾问。当时，法舫法师离开大陆到锡兰讲学，途经星洲，正好驻锡于灵峰菩提学院。
　　佛教总会成立，初暂借居士林会所办公。一九五二年，迁会所于芽笼三十四巷。一九六四年，设办事处于普陀寺新建大楼。一九六五年，购新会所于蒙巴登律，建筑数年，于一九六九年迁至新会所办公。
　　照佛教总会章程，执监委每两年改选一次。自一九五〇成立，至一九六四年八月改选，前后七届十五年，均由俊承连任。六四年改选时，俊承以年事已高，坚决辞谢不再连任，乃推请宏船法师继任。
　　俊承在十五年任期内，最显著的工作成绩，如争取佛教卫塞节为公共假期，组织佛学教育委员会，协助政府推行学校佛教教育，以提高在校学生的道德观念。他曾劝募一笔救济难民慈善基金，救济国内及国外难民；筹募属于会中所有的《佛教冢山基金》--公冢土地百英亩，是俊承姻翁陈焕其所有，俊承商之于焕其，捐出这笔土地，成就是项功德。在越战期间，越南佛教受到迫害，佛总通电声援越南佛教，争取宗教信仰自由。此外，如欢迎外来高僧大德到新加坡说法，欢迎中国佛教访问团莅星弘化等，不胜枚举。而在佛教会成立之初，接办菩提学校，俊承大力支持菩提学校建筑新校舍，对佛教教育事业是一重大贡献。
　　菩提学校创办于一九四七年，最初是由慈航法师倡议，而由毕俊辉、林达坚（后来出家的慧圆法师）、杨慕贞、邱玉兰、李慈灵等居士发起成立，于一九四八年元月开学。一九四九年春，正式成立董事会，公推侨领林师万居士为董事长。是年秋季，董事会开会公决，为学校长久存在计，莫如由新加坡佛教总会接办。董事会与佛总接洽，李俊承亦与内部董事讨论，决定接办。接办之后，积极另觅校地，组织建校委员会，于一九五一年七月新校舍建成，菩提学校迁入新校舍上课，并且争取成为政府补助学校，这都是俊承任内所完成的。
　　俊承晚年，致力于劝化工作，宣扬因缘果报之理，斥资刊印种种策励人心的书籍，广为赠人阅读。他为社会公益及佛教事业捐资无数，而自持俭朴，虚怀若谷；待人接物，谦恕慈和。一生提倡忠孝之道，劝人公忠爱国，孝顺事亲，崇敬三宝，宽恕待人。著有《论孝录》及《觉园诗集》行世。一九六四年，辞卸佛总主席后，以年事已高，不再参加外界活动，在家念佛净修。一九六六年春，以牙疾曾赴香港医治，未几返星静养，于夏历三月辞世，享年八十岁。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