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善慧，俗家姓江，出家后法名善慧，字常觉，别号露堂，祖籍福建省汀洲府永定县人。他的父亲名顺鼎，航海经商，熟知水性，时常往来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以后就在台湾基隆定居。顺鼎娶妻郭氏，育有四子一女，善慧居幼。他出生于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岁次辛巳，生具善根，髫龄之年即喜摘花供佛，举动异于常儿。九岁入妈成书房读书，功课品行皆列前茅。光绪二十年值甲午之战，清军战败。翌年清廷与日本订立《马关和约》，致使日寇得以窃占台湾、澎湖。台湾爱国人士不甘屈服，组军抗倭者此起彼落，动乱异常，善慧的学业受到影响，就此失学。
　　善慧十五、六岁时，随著他母亲的信仰，信了龙华教，拜基隆代明宫源斋堂的张太空为师。龙华教是一种居士组合，在各地设有斋堂，由在家人主持，善慧常到斋堂中听道。那时台湾佛教不发达，僧侣尤为稀少，一般斋堂寺院，多是在家人管理。光绪二十六年，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妙善上人和善智和尚先后来到台湾。一时之间，被善男信女视为活菩萨莅临，皈依者极众，善慧也是许多皈依者中的一个。他皈依善智和尚后，朝夕亲近，学习读经参禅。光绪二十八年，福州鼓山涌泉寺传戒，善慧在善智和尚的鼓励下，买船内渡，到福州鼓山，礼涌泉寺景峰老和尚为师，落发披缁，法名善慧，与善智和尚成了师兄弟。继而依妙莲老和尚受具足戒，并嗣法于志泉老和尚。圆戒之后，以比丘身份回到台湾，在基隆协助善智和尚弘化。
　　光绪一九〇五年，基隆地方善信共议建寺，信徒中有林来发者，捐献出基隆郊外月眉山的一甲余土地，妙善、善智开始兴建灵泉寺。未几妙善示寂，善智独担建寺之任，而以善慧为他的得力助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他们申请到了日寇台湾总督府的建筑许可，于是大兴土木，建寺工作加紧进行。不意到是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时分，善智和尚正在课诵中忽感不适，而将维那所持的磬槌交给善慧，回方丈室中休息，未久示寂。自此建寺的责任，就由善慧和尚一人担负起来。到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主要建筑物大殿落成，举行佛像安座开光典礼，以寺左有泉，故名曰灵泉寺。是年十月，举行第一代住持晋山典礼，日本曹洞宗本山管长石川素童，特渡海来台主持，亲任善慧和尚为驻台布教师，兼任灵泉寺住持。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善慧禅师于灵泉寺增建了一座功德堂，宣统二年又增建前殿、天王殿、西归堂、报恩堂等建筑物。接著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又于天王殿左畔增建讲堂，同年秋在天王殿右畔增建了一座禅堂，一九一五年春，檀信颜云年居士捐建寺前第一山门，称为“入不二门”，寺中又自建了一座山门于田寮港山麓，题为“登解脱地”，位于基隆市入山进口之处。一九一七年，又在寺右侧山上兴建了灵泉三塔，至此建寺工程全部竣工，规模大备。
　　一九一一年（民国元年）二月，灵泉寺建寺工程尚在进行期间，善慧和尚与一位秀才出身的蔡桂村居士，联袂赴日，考察日本的寺院制度，同时与日本曹洞宗大本山及日本官吏交涉，由曹洞宗大本山赠予月眉山灵泉寺《大藏经》一部，作为镇山之宝。在交涉过程，善慧的剃度弟子时在日本进修的德融随著做传译。善慧和尚返回台湾后，是年八月，召开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爱国佛教讲习会”，全岛与会的居士善信五十余人参加。善慧聘请日僧渡边灵淳及闽南高僧会泉法师莅台到会主讲，这是中日佛教合作之始。会泉法师除在会中演讲外，并在灵泉寺开讲《金刚经》。
　　一九一三年，善慧禅师偕其弟子德融和尚，远赴印度朝礼圣迹，并请得佛陀舍利及缅甸玉佛回寺供养。民国四、五年（一九一五、六年）间，善师先后应福州鼓山涌泉寺、怡山重庆禅寺之请，到以上二寺院开坛传戒，受戒及皈依的弟子极众。一九一七年，在月眉山灵泉寺建寺工程全部完成的时候，他邀

请宁波接待寺住持圆瑛法师，及长于表唱水陆忏文的岐昌长老，来台湾演讲佛法，及举办一场水陆法会。岐昌长老和他的徒弟灵意，答应了水陆法会的事；而圆瑛法师因事繁不克分身，介绍太虚法师代他前去。在《太虚大师自传》的第九节，记载著这件事的始末：
　　时，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寺主善慧，请圆瑛去讲演佛学，并托代请水陆正表及头单香灯。水月法师及他的法徒灵意，已应担任水陆之事；圆瑛以宁波接待寺、福建会馆等事忙，转请我去。我久图往游日本，遂要圆瑛先与善慧函约，若能台湾事毕，陪我去日本一游，方允前去；善慧函复，意甚恳切，愿陪游台湾、日本等处。以往由沪直往台湾的人，须护照等手续较繁，故宜由沪乘日本邮船到门司，由门司再转基隆。附来上海、门司的日本旅馆介绍信两函，托一路照料，我乃与水月法师（按，即岐昌长老）及灵意赴沪侯船。
　　太虚、岐昌、灵意等三人，于一九一七年双十节那一天，由上海登“春目丸”驰赴日本门司，再转“亚加利丸”驰赴台湾，十九日晚间到达基隆港，登岸后由灵泉寺的人迎接到月眉山灵泉寺。灵泉寺的法会，于十月二十八日开始，前后七日。除了大陆来的三人外，日本和台湾的来宾为数极多。太虚与三位日本布教师轮流讲演佛学。日僧讲的时候，由善慧的弟子德融任翻译。太虚讲的时候，由善慧亲自任翻译（由国语翻译为闽南话）。太虚讲的题目是：〈真常之人生〉及〈佛法两大要素〉。至于水陆法会，本来还请有泉州承天寺的会泉法师，因会泉法师未到，在水陆内坛上，由太虚法师临时充任岐昌的助手。
　　灵泉寺法会结束，善慧陪著岐昌和太虚等畅游基隆和台北。《太虚自传》称：“灵泉法会毕，游息基隆数日，应许梓桑等绅商宴会，写字多帧。游台北，寓曹洞中学林，此系日僧、台僧合办。基隆为商埠，而台北为都会，乃台湾菁华所萃的现代都市，有公园、游泳池等。基隆的水族馆及台北的温泉浴，深留美感。”游毕基隆、台北，善慧先送岐昌、灵意二人由基隆上船返上海，然后他陪著太虚作台湾中南部旅行。这时，台中将要举办“全台展览会”，请善慧和太虚去主讲佛教讲台。但展览会还有上十天的时间──十一月十八日才开始。他二人先应彰化昙华堂之请，在堂中讲演。昙华堂也是龙华教的斋堂，不过这时都已在日本布教师的指导下，改称为佛教龙华派。他们在彰化，接受了台湾绅士林纪堂、林献堂兄弟的邀约，到台中雾峰林宅作客。游毕台中，参加过全台展览会的演讲，已是十一月下旬，乃返基隆待船赴日。
　　十二月二日，善慧陪著太虚作日本之游。航行三日，五日抵门司，上岸陆行，九日抵神户，住在善慧的朋友庄樱痴家中。庄樱痴是台湾人，在神户经商，家资钜富，信佛而喜吟诗，所交的多是文人骚客，与善慧友谊颇笃，所以对善慧和太虚的招待十分殷勤。他为二位客人约集诗友唱和谈宴，并导游神户密宗的东大寺及各名胜风景，流连数日。离开神户，他二人向京都前进。京都又称西京，是日本旧都，历代佛刹皆在其处，是他们预定的必游之处。他们途中游览了广岛和福岗，各住一宿，抵京都，住在善慧所识的一家佛衣店中，二人曾访问净土宗的圆山，天台宗的三十三间及金阁寺，临济宗的天龙寺，真宗的东本愿寺、西本愿寺，又游各处市场，在佛书店购到古本佛书如《唯识枢要》、《唯识了义灯》、《唯识演秘》、《观心觉梦钞》等。此外，尚有奈良、名古屋、东京等处尚未游历，无奈善慧受寒生病，且台湾亦有事待理，所以在十一月十五日结束行程，二人在神户珍重道别，太虚回去上海，善慧返回台湾。
　　《太虚自传》中称：“游台北，寓曹洞中学林，此系日僧、台僧合办。”此曹洞中学林是何时创办的呢？原来一九一六年四月，日寇据台总督府为展览全省及日本厂商的产品，举办了一次规模庞大为期四十天的劝业共进会，并准许

各宗教在场内说教。当时佛教、天主教、长老教都申请参加。佛教中有名的法师，除了善慧禅师外，他如观音山凌云寺的本圆和尚，台北观音禅堂的心源和尚，大湖法云寺的开山觉力和尚，都参加了现场说法。由于不同的宗教在同一会场传教，无形中就成了对峙论战的局面。这样说法传教持续多日，结果很多人要求加入佛教为信徒，使佛教的声势压倒了天主教和长老教。
　　劝业共进会结束，曹洞宗台北别院院主大石坚童禅师，藉机开了一次全省的布教师会议。与会者都感于加强弘法活动的重要，他们一致决议：“应创办佛教教育机构，（以）教授佛教教义为急务。”并决定学校名称为“台湾佛教中学林”，创校经费六千圆，一半由大石禅师向宗务院申请补助，一半由善慧、心源、本圆三位法师，和黄玉阶居士等，各负责捐募六百圆。佛教中学林成立，由当时的曹洞宗台湾别院院主大石禅师出任林长，善慧禅师担任学监，而以观音山凌云寺的本圆和尚为副学监。由大石禅师任林长众无异议，而以善慧为学监，本圆为副学监，引起了本圆的不满。他与台南开元寺联合脱离了佛教中学林（当然也不缴纳分摊的费用），另外临济宗为中心成立了一所“镇南学林”。临济宗的经济较为薄弱，镇南学林只经营了三、四年就维持不下去，后来又并入了台湾佛教中学林。
　　善慧和尚在光绪三十四年时，即被编入日本曹洞宗僧籍，同时由大本山管长委派他为驻台布教师，兼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当善慧的灵泉寺住持晋山典礼之日，日本曹洞宗管长石川素童禅师，亲自光临主持晋山典礼，可说是破天荒的盛举。因为日人自占据台湾之后，一向看不起中国人。尤其彼此间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不大相互交往。善慧和尚本来也不通日语，和日本人打交道，全靠其弟子德融和尚为他翻译。其后因与日人接触较多，日常会话已可应付。一九一二年，善慧自日本考察归来，于八月下旬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爱国佛教讲习会”，聘请日僧渡边灵谆氏和闽南有名高德会泉法师二位任主讲，这是开中日佛教合作之端。一九一七年，月眉山灵泉三塔落成时，请太虚大师及歧昌长老来台演讲及修建水陆法会，且陪太虚大师畅游日本。凡此种种，都可视作中日佛教的桥梁，日后太虚法师在庐山召开亚洲佛教会议，继而日本在东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可说与善慧早期的桥梁工作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一九三四年，善慧禅师自灵泉寺住持退居，由他的同门师弟德馨和尚继任位第二代住持，他自己则内渡祖国，云游各地名山大刹。继而与观音山凌云寺的本圆和尚，结伴出国，参访南洋各国。到达槟榔屿时，槟城极乐寺住持本忠和尚，系出鼓山涌泉，也是鼓山妙莲老和尚的戒子，礼请善慧担任极乐寺住持，善慧请不可却，乃晋山接事。一九三五年又兼新加坡普觉寺住持，同时还兼了吉隆坡西庙寺住持，一九三七年再兼槟城双度寺住持。在这段时间内，他往返于新马各寺院间。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华战争开始，一九三七年善慧回到上海，担任了上海佛教会会长，周旋在中日人士之间。是年十月，上海圆明讲堂圆瑛法师，以支持重庆国民政府的罪名，为日寇宪兵队逮捕，解往南京，羁押兼旬。在营救过程中，善慧禅师也出了极大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历经八年的日寇侵华战争，终于以败战而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台湾宣告光复。善慧禅师立即返回台湾，各方面奔走联络，拟筹备组织台湾佛教会，不意月余之后，卧病于台北士林启明堂。病中有偈曰：
　　老衲知夙命，有身即有病；
　　叫苦即念佛，昼夜心清净。
　　十二月十一日示寂之前，复说偈曰：
　　余年六十五，无迷亦无悟；
　　常行中道理，到处随缘乎。
　　示寂之年，世寿六十五岁，僧腊、戒腊各四十四。
　　在民国初年的台湾佛教中，善慧和尚具有领袖群伦的地位。在日寇窃据时代，台湾佛教界有所谓“三山三杰僧”之说，此三山三杰僧，就是台北观音山本圆和尚，大湖观音山觉力禅师，基隆月眉山善慧和尚，他们三位都是日寇窃据时代，代表中国佛教的高僧。但三人之中，人缘最好弟子及信徒最多者，则为善慧和尚居先。在日寇窃据时代，他与觉力和尚一样，是日本曹洞宗的僧籍，但他们在修持方面，还是保持中国佛教的传统，未曾染上食肉带妻的陋习。与日人曹洞宗台湾布教师开会时，周旋于日僧之间，始终保持中国僧伽风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