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幼年丧父的贫困孤儿，一个农村小庙的小沙弥，在愚昧无知的老和尚打骂教育下成长，而能以其坚强不屈的意志，力争上游，成为一代“学问僧”，真像是污泥中生出的莲花。这位博学的学问僧，就是本文的传主续明法师。
　　释续明，俗姓徐，北京市人，一九一八年出生于北京城的郊区。虽然是“天子脚下”，郊区同样有贫民窟。他父亲是一个种菜卖菜的贫农，家中仅有几亩菜地、三间土房。他上有一兄，下有一弟一妹，六口之家全赖他父亲卖菜维生。由于生活担子太重，续明七岁那年，父亲就一病不起，撒手而去。母亲“母兼父职”，负起抚育四个孤儿的责任。后来，最小的女儿也病逝了。她把两个大男孩送到学校读书，小的留在身边。民国五十三（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慈航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刊有一篇续明自己撰写的〈悼母亲、念出家〉，叙述这一段时间家庭生活的情形：
　　十一岁，家境日益穷困，几亩菜地，因为无人植种，已典当出去；几间土房，也尽量腾出，拣好的租于他人，籍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母亲白天除料理家务外，还做些手工活，如拈针、割牛草、纳鞋底之类。我自幼体弱多病，母亲怕我养不大，到寺庙中求佛菩萨保佑，曾许愿送我出家。
　　他在〈悼〉文中继续说：
　　弟弟尚小，我和哥哥在夕照寺小学读书。母亲谈到夕照寺几个当家如何，拟送我到那里出家，以偿过去所许的愿。我当时虽不懂出家是怎么回事，然看到夕照寺和附近火神庙里的出家人，为人接二连三放焰口，敲打唱念，娶妻吃肉，入寺为僧，出寺即是俗人的生活，殊不欲为之。
　　他母亲想送他出家，“还愿”固然是原因之一，其实也是为了减轻生活负担。但又觉得他太小，不肯让他离身边太远，只想让他在家附近出家。续明虽然“不欲为之”，但为减轻母亲的生活担子，母亲问他时，他却表示愿意出家，并且说要出家就须离家远点，否则跨出庙门就是家门，甚是麻烦。
　　他母亲知道了他的心愿，就将此事说给他姑母听，恰巧他姑母认识一位和家中有亲戚关系的“和尚叔”，有一所庙宇在北京城西芦沟桥的张郭庄。他姑母不久前才介绍一个小孩跟和尚叔出家，现在愿再为续明说说看。但他姑母管那和尚叫叔，他应该叫和尚爷才对，要不然，岂不是乱了辈分？他姑母把这种情形向和尚叔说了，和尚叔答应收续明做“和尚孙”，并且说：“到将来读书受戒，需要师父担分名义的时候，再找个出家人担名义好了。”
　　就这样，一九二九年的夏历二月十九日，由他的姑父和他母亲，送他到芦沟桥张郭庄的福生寺，做了和尚叔的“和尚孙”。福生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寺院呢？续明在〈悼〉文中记述说：
　　福生寺是张郭庄唯一的庙宇，殿供观世音菩萨，不做经忏，也没有香火，全靠庄稼吃饭。寺中有地约三百亩，大部是自己耕种，马牛骡、鸭犬豕，一应俱全。牧牛的，赶车的，烧饭的，还有其他长工，经常不下六、七个人。出家人就是两位师爷、一位小师叔和我四个人。师爷除了没有妻子，光头，著和尚衣服外，荤膻烟酒，生活起居，与俗人无异。我和小师叔除了每日读些《四书》，写两张字，早晚到殿上烧香礼佛外，其他无非是扫洒、捧饭、装烟、奉茶之类。因为福生寺在村里算是富户，来寺里闲坐的人也日有数起，也得向他们呼爷唤叔，捧茶敬烟，他们谈的当然都是俗事，而且大多数是来寺里找便宜的。
　　续明的两位师爷，在寺中称为大当家、二当家。大当家名福果，常住北京；二当家名智果，是个驼背，在寺中管工人。续明所称的小师叔，就是他姑母先前介绍到寺中的那个小孩，事实上比续明年纪还小。
　　福生寺是张郭庄的富户，村里的闲民常到寺中找便宜，使得二位当家时感忧恼。二人觉得下一辈的小和尚，若不教他们读书，多见些世面，将来难免受村里人的欺负，所以有意送两个小和尚读

书。正巧这年冬天，佛教的大护法居士朱子桥将军到寺里放赈，谈到北京柏林寺收了二十几个西北灾童读书，也兼收小和尚，于是大当家便请朱居士介绍。第二年春天，续明和他的小师叔就被送到柏林寺读书。这时是一九三〇年，续明年方十二岁。
　　柏林寺在北京安定门内，住持是台源和尚，因创办柏林教理院，请常惺法师任院长而出名。但此时柏林教理院尚未创办，续明读的是寺中收容灾童所设的义学，大约读了两三年不到，这所义学停办了。“九一八事变”，华北风云幻变，柏林寺为伤兵医院占用，连开课一年不到的柏林教理院也停办了。
　　在柏林寺义学读书时，续明学会了朝暮课诵，同时也知道出家人应该茹素，不再肉食，但却因此引起一场误会。原来他虽然和小师叔住寺读书，但周日放假，还是要回到他大师爷家中（大当家的俗家）。师爷家中没有素食，续明吃饭时不愿吃肉，悄悄把自己碗中的肉拣给小师叔，不意被师爷看到了，当场骂他“拣嘴”，说他好肉自己吃，肉皮拣给别人。那师爷平时严厉得很，续明自然不敢声辩，从此，他被师爷认为是一个“聪明而会耍奸”的孩子。
　　这时，大当家又收了一个年岁稍大的徒弟，算是续明的大师叔。大当家的俗家还有一个姐姐，续明喊她姑奶奶。柏林寺义学停办，大当家要三个小和尚住在她家中，并送三人到基督教学校读书。在三人中，续明比较聪明，功课也好。他在〈悼〉文中说：
　　师爷在功课方面找不到我的空子，就专门在日常琐事上折磨我。大师叔究竟比我们大几岁，知道怎么讨上人们的欢喜。小师叔和我整天价被师爷、姑奶奶，骂斥来，骂斥去。小师叔的功课又不好，差不多每天晚都要头顶著大块方砖跪三寸香。后来小师叔病了，回到家就不再来了。在这段约两年多时间中，我受的委屈也很不少。并患著头疼和大便柲结的病，每在受到无理斥责之后，自己就暗地里饮泣跺脚。
　　这样的生活前后过了五、六年，后来，北京广济寺的弘慈佛学院招生，大概是那位法名福果的大当家，觉得把三个小和尚（后来走掉了一个，只剩两个）送到基督教学校不大对劲，就托人为续明和续明那位大师叔报了名。一九三四年春天，续明通过考试进入弘慈佛学院。这个基督教学校出身的小和尚，终于走上“正途”。在污泥中可以长出圣洁的莲花，在恶浊的环境中也可以培育出像续明这种“学问僧”。
　　广济寺的全名是“敕建弘慈广济寺”。为北京著名的古刹，位于西城大街的西北角，相传建于金代，当时是在金都的郊外，后来元、明时代市区扩大，寺院就在城内了。清季末年，湖南的道阶和尚曾在此任住持，使广济寺隆盛一时。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广济寺冷落了下来，佛学家张克诚曾在此住过，他是一位专门研究唯识学的老前辈。那时广济寺的住持是清一老人，张克诚曾出面募捐加以修葺。二十年后，设置了宏慈佛学院，定额学生四十名，三年毕业。续明在广济寺的佛学院一住六年--三年毕业后他重读一次，他毕了两次业。在宏慈佛学院期间，慈舟老法师到了北京，在安养精舍开讲《华严经》，续明得有机会亲近慈老，深得启迪。
　　一九三五年，广济寺传戒，续明十八岁，参加受戒。他原来只有师爷，没有师父，这时就以大师叔为师父，二人一同受戒。续明在佛学院听闻正法，深入经藏，六年之间，学力大有进步。一九三九年，当他二度在佛学院毕业后，他知道他不能再适应农村小庙的生活了。他设法征得二位师爷和母亲的同意，离开时为日本人占领的北京，到后方去参访学法。
　　续明离开北京，先到河南开封，在铁塔寺挂单。铁塔寺住持净严法师，是武昌佛学院第一期毕业的学生，是河南的高僧。他一见续明，许为法器，留他住下来，收他为法徒。一年多后，他想到重庆的“汉藏教理院”去深造，他禀明净严法师，间关西行，通过了中日作战的三不管地带，经洛阳到西安。

在西安他到大兴善寺挂单，谒见住持妙阔长老。妙老为他讲“唯识大意”，他与妙老很投契，复受妙老“记别”，然后西行入川，辗转到达重庆时，已是一九四二年。
　　他进入设在北碚缙云寺的“汉藏教理院”时，法尊法师代太虚大师主持院务，印顺法师在院任教，由香港来的演培、白慧、达居等也在院受学。在汉院，他从印顺法师受学《性空学探源》，对小乘空义寻绎不倦，兴趣盎然；继而学《印度之佛教》，始通达佛法之本源与流变。一九四四年冬，他奉太虚大师之命，往西康学藏文，兼习藏传密教。
　　抗战胜利后，开封铁塔寺的净严法师催他由川北返。续明回到开封，净师要他出任铁塔寺监院，为未来继任住持铺路。续师以学法心切，恳予辞谢。一九四六年春末，印顺法师也到了开封，续明就随侍印顺法师，先到武昌，继到上海。一九四七年三月，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圆寂。五月，续明随印顺法师，到奉化雪窦寺编纂《太虚大师全书》。同时，印顺法师在雪窦寺讲《中观今论》，续师担任记录。一九四八年五月，《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完成，他回北京探母。
　　续师十一岁出家，二十一岁离开北京，及至此时回家，已三十一岁。早年收他为徒孙的那位大当家福果，已病逝数年；他受戒时的那位挂名师父，也已返俗。福生寺的二当家智果仍健在，还另外新收了一个徒弟。续师在〈悼母亲〉一文中十分感慨的说：“我相信师爷如果在世，这时见到我一定很欢喜，而我也可以讲些佛法给老人听，籍以报答一直成就我读书学法的大恩，而不会再发我的脾气。可惜他这时已经不在了！”
　　他这次回北京最大的收获，就是劝导母亲和姑奶奶（福果大当家的姐姐）皈依三宝，他请弥勒院真空老和尚作她们的皈依本师。他母亲法名传诫，姑奶奶法名传虔。他并劝她们受持斋戒，供礼圣像，持佛菩萨名号。他在北京停留三个月，转眼到了秋末。这时国内战事十分炽烈，国民党政府在东北战事失利，大批伤兵难民涌入关内，市面秩序很乱。他看不能再待下去了，不得已辞母南下，到杭州香山洞挂单。一九四九年，战事蔓延到江南，他辗转由厦门逃到香港，与印顺导师、演培法师住在香港佛教联合会会所，校对正在出版的《太虚大师全书》。后来又移居粉岭的觉林。民国四十一（一九五二年），印顺导师先来台湾；一九五三年六月，续师也应导师之召来到台湾。
　　续明来台，主要是奉印顺导师之召，主编《海潮音》月刊。初来台湾时，住在台北善导寺。编务之余，每周一次到汐止弥勒内院，与演培、幻生诸师，从关凯图老居士学日文。几个月后，因在海刊编务上与发行人李子宽居士意见不协，辞去海刊编辑，初到观音山小住，过了春节，到新竹青草湖灵隐寺的般若关房掩关。年余之后，迁到福严精舍闭关，完成他闭关三年的大愿。
　　一九五八年初，他主办青草湖灵隐寺的灵隐佛学院，翌年又奉印顺导师之命，出任福严精舍住持。他两方兼顾，忙到一九六〇年底，灵隐佛学院学生毕业为止。一九六一年，又在福严精舍创办福严学舍。由于人手不足，他一身兼任舍长、教务、训导，以至监学。教师方面，也只有他与仁俊、幻生二位法师。那时，福严精舍经费困难，他身兼数职，每月只有一百元的零用金，数年后加至三百元。区区三百元，他常常拿来济助贫病的同学。他个人生活刻苦，但对别人却很宽厚。
　　一九六三年底，福严学舍学生三年毕业，他结束学舍。翌年年初，交卸福严精舍住持，决定赴星、马游化，并准备到印度去朝礼佛陀圣迹。他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底出国，历经巷、泰、星、马、越南，参礼弘化，道誉日隆。一九六五年四月，他随香港佛教代表团，出席在锡兰召开的僧伽大会，会后赴印度朝礼圣迹。朝礼毕而肝脏病发作，就近住入印度加尔各答医院。四月二十六日病逝，得年四十八岁，僧腊三十八年。
　　续师的病，肇始于少年时代

。他十余岁在基督学校读书时，就有头痛和大便秘结的宿疾。到台湾后，脑病不时发作，由脑病又引起高血压，曾经几度住院检查，总是查不出原因。一九六四年他出国弘化，又增加了肝病，他在国外写给幻生法师的信上常提到他的脑病，如“余之身体如常，脑仍不宜多用”及“头重之疾患，则历久不愈”。一九六四年五月，他写给幻生法师的信上说：
　　四月二十五日来书，在病患中收悉，因为四肢麻痹，不能行动，不能写字，所以迟迟作覆，诸希惠谅为荷。此次据医生诊断，系肝发热，这二日，四肢始能自如，但仍有些酸痛，医生说此症须休息三个星期。子到星州，不断在害病，自是业障所缠，谈不到是讲说辛苦，或用脑过度。
　　由此可见，他肝病在死前一年就已经有了。续师为人，敦厚慈和，待人以诚，而态度谦和，生活朴素，但写起文章来，却活泼生动，叙事析理，网目分明。他在台十年，授课之余，勤于著述。生前发表的著作，有《学佛通论》、《戒学述要》、《瑜伽菩萨戒本讲义》、《百法明门论述要》等书，及论文数十篇，由仁俊法师辑为《续明法师遗著》，全文八百余万言。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