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涛居士于一九八一年年逝世，迄今匆匆一十七年，不但墓木已拱，且张曼涛之名亦渐为世人所淡忘。但他所主编的一套佛学巨著《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仍广为现代佛学研究者所使用，所爱好。曼涛之死，实死于初版这一套学术丛刊。今人用到该学术丛刊，不能不想到张曼涛。是则曼涛死而不死，虽死犹生。
　　曼涛字澹思，出家后法名青松，又名长春，湖南省耒阳县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曼涛家庭情形及幼年生活不详，据说他是“自幼出家，十多岁即入南岳佛学院。”（见圣严法师〈悼念张曼涛先生〉一文）曼涛之入南岳佛学院，约在民国三十五（一九四六年）、六年（一九四七年）间，即八年抗战胜利之后一、二年间的事。一九四七年年，原在广西弘化的道安法师回到湖南，接任南岳首刹祝圣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时曼涛亦在南岳佛学院就读，以此因缘，与道安法师建立起三十年的密切关系。
　　一九四九年，大陆战局糜烂，道安偕同学生灵根远走香港。未几，曼涛也到了香港，和道安法师在异乡见面，其间屡次受到道安法师的关切与资助。在香港时，曼涛用的是“长春”的名字。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灵根法师来台湾，曼涛由青山去送行，道安法师在十一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长春、止空二师由青山及东普陀寺来为灵根送行，宿于此，因不知此处打净七，故未带衣袍来。”
　　一九五三年元月，道安法师由香港来台湾前夕，曼涛去送行，道安法师在曼涛的纪念册上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光阴。把握生命，控制光阴，切莫让空过一生。每日最低限度，要研究佛学四小时，世学二小时，修持静虑二小时，劳作运动二小时，睡眠八小时。一有空闲，便寻求研究宇宙及佛学中未曾决疑的一切问题，传统的佛教不可尽信，但没有正确的理由与根据，不可随便妄是谬论。
　　长春弟勉
　　道安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于宽园。
　　道安法师来到台湾，初驻锡汐止弥勒内院，未几创办静修佛学研究班，任班主任。后来在三张犁结茅，筹建松山寺。曼涛留在香港。据说他在港曾读过光夏书院，同时也参加佛教活动。圣严法师在《悼念张曼涛先生》一文中说：
　　又据一位现居于加拿大的诚祥法师告诉我，他在香港时，曾与青松法师同堂打禅七，堂头老和尚看到青松轮值巡香时，肩起了香板，一步一摇，大模大样地巡视监督每一位禅和子时的那副神态，在开示时禁不住要对大众说：这位小比丘大有来历，大概是那一座的老参上座再来。
　　以上这段话，说明曼涛在香港参加过佛教活动，同时也刻画出他卓然不群的风姿。又据继程法师编《竺摩法师简谱初稿》载：
　　一九五三年，师四十一岁。是年明老（明常法师）主办栖霞佛学院，聘师为教务主任，超尘法师为副座，助理教务，隆泉法师、奚则文居士分为佛学、国文教师，同学有妙贤、青松（即后来之张曼涛教授）、清严（于台圆寂时，肉身不坏）......等合十六人，谓为十六尊者。
　　这也说明曼涛在港时，曾受教于竺摩法师。曼涛来台湾的时间，是在一九五五年，由道安法师代办申请入境手续。他在台湾活动最早的资料，是一九五六年，应台南开元寺悟慈法师之请，到开元寺佛学院任教务主任，是年曼涛二十四岁。在此期间，他的第一部文艺著作--长篇小说《晓露》问世，以此知名于时，成为佛教中的青年作家。一九五七年，他离开台南到彰化，在彰化县田中镇开办“佛教民众补习班”，次年成立念佛团。在田中这段时间，他编印了一套《现代佛教文选》。他在该书的〈编印缘起〉中，说明此书编印的经过：
　　关于本文选发起的因缘，我也应在此简略一叙，便给诸位了知。一九五七年的春间，我适在田中办一佛教民众补习班，其间有一位刘镜明居士，甚为热心护持。不久，他发起编纂佛学书籍，询我应编什

么书较好，及能贡献当前，我告以编现代佛教文选为佳。数日后，他果然就印了许多宣传单、聘书，聘请十数位与他有交往的朋友，任编辑委员，同时聘我为编委会主委。是时，我教务甚忙，未便肯定答允，而他不问答允可否，已在传单上用了我的名字，并开始向外函索资料。这番热诚，使我难却，于是暂负空名，勉其先作；到了补习班结业，他又坚请我负起实际主编，这时没话可诿，只好允诺。然为何我此时竟缓缓接允，原因考虑著这件工作的繁钜；资料之搜索，经济之需要，都非轻易可得。在我个人的个性是，不做则已，一做必得完成。同时我意料到，若一负责，即将我一人负责，其他编辑委员，各人忙著个人的生活，怎有充分时间来助？至后，正如所料，连他本人也因公务关系，没法参与其事......佛历二五〇二年（一九五八年）释青松于台北。
　　这套书，由青松一个人负起编印的责任。他选辑民国以来佛教学者的论著六十余篇，辑为四册，约五十万字，由国际佛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由编印这四册《佛教文选》的前因，才有以后一百巨册、三千万言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问世。
　　一九五九年，曼涛离开田中到台北，住在松山寺，协助道安法师创办佛学研究会，会员皆为研究佛学有成之居士及学术界知名学者，每月或讨论专题，或宣读论文。曾以研究成果，编辑为《叠翠学报》，颇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在此期间，曼涛亦由文艺创作而趋向佛学理论的探讨，其日后的理论著述，实植于此一时期。
　　一九六一年，曼涛受到道安法师的鼓励与支持，得世界知名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推荐，东渡日本，进入大谷大学文学院深造。曼涛出国的日期，是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当时他是以青松法师的名字出国的，是时的《菩提树》月刊，曾刊载他出国的消息。原文是：
　　青松法师，赴日深造。（台北讯）青年佛学作家青松法师，因欲再求深造，东渡赴日之志，终于五月二十五日付之实现，是日下午一时，台北方面缁素教友前往送行者颇多，青师巧与秘鲁总统同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机赴日，本刊记者因事未克送行，特于青师行前致送星月挂珠一串，以壮行色并祝平安。
　　他不是最早赴日留学的出家人。创办法光佛教研究所的如学法师，早在一九三一年就到日本读大学了。于一九六一年，较曼涛先到日本的，还有慧岳、清度两位法师。抵东京的第三天，由慧岳法师陪同，去丰桥拜访一位择郎教授，进而由一位藤井上人的介绍，到镰仓拜见铃木大拙教授。铃木教授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推荐他到大谷大学入学。他进入大谷大学文学院，修习哲学与佛学。一九六三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拿到文学硕士学位。他不以此为满足，继而攻读博士，在日本名教授舟桥一哉、横超慧日、山口益等教授的指导下，于一九六六年修完博士学分，留校担任大谷教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在该所讲授魏晋思想课程。嗣后他参加日本各种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如国际东方学会、宗教学会、中国哲学会、印度佛教学会等，每次会议均发表论文，获得日本学术界普遍的重视。
　　曼涛在日本留学六年，道安法师竭尽全力的支援他，在自己经济力量不及的时候，曾向当时的社会名流于右任、赵恒惕、谢冠生、梁寒操、钟伯毅等乞求书画，寄去东京供他变卖以为生活费用。在东京留学期间，曼涛舍戒还俗了。还俗的原因、时间，不得而知。可能是一到东京就坠入情网，和在日留学的施素莺小姐谈恋爱（施女士在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所写的〈曼涛夫君周年祭〉一文中有“你的脚步，我已听了二十年了”之语）。一九六五年，他和施素莺小姐在东京结婚。当他一九六七年暑假返回台湾时，已不再是圆顶方服的青松法师，而是西装革履的张曼涛博士。当然，陪著他一同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施素莺女士。
　　曼涛回台未久，他的朋友张尚德先生、陪他去看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

昀先生。谈话之间，张先生说：不久前，在《中央日报》副刊里，看到一篇〈谈空即是色〉的文章，那篇文章，解释佛教的道理，深入浅出，写得实在好。”
　　曼涛回答：“谢谢您的夸奖，那篇东西便是在下写的。”
　　张其昀先生高兴地惊讶了一下，说：“那就是你写的？太好了，太好了。”
　　当时张先生即拿了一分聘书，聘请曼涛为中华学术院的议士。议士是一项名誉学位，不是职称。但在两天后，又寄快信给曼涛，聘他为文化学院佛学研究所副教授，讲授哲学课程。佛学研究所创设于一九六五年，所长是周邦道（庆光）老居士，直至一九七八年去职。〈张故教授曼涛居士事略〉中说：“创办佛学研究所并兼所长”，此是耳食之言。
　　〈谈空即是色〉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使张其昀先生如此重视？这件事要由林语堂博士身上说起。一九六七年三月，林语堂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论色即是空〉的文章，林博士误把“色即是空”一语，看做是佛教修禅定者一种幻影幻觉的境界。他在文章中说：“近闻报载，洛杉矶某少年，因吃亲近驰名的灵感药名LSD，觉得四大皆空，正如佛家所言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那药实在灵，于是少年横立大街中，看到对面汽车来，只当幻影视之，原来色即是空，乃被汽车轧死。”
　　林博士不愧是幽默大师，也真富于幻想，他竟把吃迷幻药和“色即是空”扯在一起。当时有不少佛教人士，在佛刊或一般社会性刊物上著文批评。曼涛怀著几分卫道的心理，撰〈谈空即是色〉一文，以澹思的笔名，也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上。此文长六千余字，其中一段说：
　　空，在梵文里叫Sunyata（音舜若多），实际上，Sunyata不能简称为空，而应称为空性，ta在此是一个接尾词，Sunya是一个语根，当然我们也可以把Sunya叫做空，但在色即是空这句话里，原文并不是Sunya，而是Sunyata，有此一接尾词的ta字，在梵文里与只是Sunya一字，那就大有区别了。ta字的意思有性质、实在、形态等义，空与空性是有著不同的意义，这特别在龙树的思想里，单讲空Sunya，梵文里本也有虚无、非有等义，但同时也可解做空寂、空净等义。就境界说，空寂并非虚无，空净也不是非有的。讲到空性Sunyata，这问题就更大了。空性这句话，在龙树的中观论（Madhyamakasastra）里，原是就缘起性（ParatityaSamupadata）的实义而言。
　　这篇文章在中副发表后，获得许多人的赞扬，也引起中华学术院创办人张其昀先生的注意。所以相谈之下，即聘其为副教授，并负责出版《华冈佛学学报》。后来曼涛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频繁，又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之聘，以共同研究教授名义参加研究，以致无法兼顾，乃辞去文化大学的教职。
　　一九六九年第七届十大杰出青年选拔，曼涛膺选，是年他三十七岁，多年在佛学上的努力与成就，也算是实至名归。是年他再赴日本，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并在东京创办《天声杂志》。在日期间，他即已有编辑《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的计画。自一九七一年起，每星期有一半的时间，在东京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图书馆里，阅读并影印他所需要的资料。
　　一九七四年回到台湾，受中国佛教会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道安法师之命，编辑《中华民国六十年来佛教论文目录》一巨册，并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完成出版。同年八月，他著手编辑《佛教学术丛刊》，当然仍是得到道安法师的支援。他组织“大乘文化出版社”，开始著手编辑，预定五年完成。
　　多年来他留学读书，本来没有什么经济基础，要出一套一百巨册，三千万言的巨著，谈何容易？但湖南人就有这种骡子脾气，他赤手空拳组织成立出版社，翌年道安法师以私人名下，座落台北阳明山文化大学旁边的一千三百坪土地，无条件借给曼涛向银行抵押，得款一百四十万元，使他度过初步难关。不意出版社方有头绪，道安法师忽于

一九七七年年初示寂了。此后即无有力的支持者，他自己亦囊乏余资，庞大的经费支付，成为精神上的严重负担，以致三数年之间，头发都焦虑白了，可见他独力苦撑的艰苦与辛酸。
　　然而，他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及为佛教学术文化的精诚，终于冲破万难，如期于一九八〇年编辑完成，同年印刷出版一百巨册，逾三千万言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近百年来散见于国内外报章杂志的佛学论述，搜罗殆尽。而资料之收集，遍及国内外图书馆及私人珍藏，复印、照相并用，而整理分类，并于每册之首，冠以导论，尤为不易。
　　《丛刊》出版，使他松了一口气。上可以告慰道安法师在天之灵，下可以对预约丛刊的读者有所交代。该项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又有新的工作目标。他为求使亚洲地区的佛教学术文化与国外互相交流，共同弘扬大乘思想，他筹画创刊《亚洲佛教周报》，预订一九八一年创刊。
　　一九八一年元月十六日，曼涛出国到日本。他出国的目的，是筹画以他创办的《亚洲佛教周报》、日本的《中外日报》，韩国的《佛教新闻》等三家报纸为中心，吁请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各地佛教报刊，举行一次“亚洲佛教文化交流会议”。不意十九日早上，他的夫人施素莺接到由东京传来噩耗，曼涛于十八日凌晨在东京逝世了。死亡的原因及经过，在施素莺〈曼涛夫君周年祭〉一文中描述得很详细。简单的说，元月十七日黄昏，他在东京冒著大冷天去向丘，本来是去拜访小池和尚的，因天冷，在向丘一家熟识的日本小店喝点酒暖暖身子，正在喝时，有两三个相识的留学生看见他，把他拉在另一桌一同喝。酒喝得并不多，也许是喝空腹酒，不久他就吐了，吐得很厉害。那几个学生把他送进一个可以休息的房间，为他松了衣盖上被，看他睡著了。深夜还有人去看他，见他睡得很熟，但翌日早上再去看他时，人已没有气了。医生赶到诊察，认为是清晨五点多钟，以心脏麻痹致死的。
　　施女士的文章中说：“不过，后来有人告诉我，你（指曼涛）即使是在家里，也同样会发生这种不幸，因为从你的安详睡态看来，酒后呕吐，心脏麻痹，只不过是个引子而已，你的寿命已到了人生尽头，有如昙花一现，刹时凋谢了。”
　　诚然如此，曼涛的生命已到了人生尽头。五年以来，他为“佛教学术丛刊”耗尽了心血，为大乘文化出版社承受了无比的压力，主要是经济方面压力。他心力交悴，正如近年来日本企业界流行的“经理病”一样，他是累死的，他生于一九三三年，卒于一九八一年，享年仅四十九岁。
　　曼涛逝后，日本的小池和尚为他料理后事，火化后骨灰运回台湾。他的夫人施素莺女士，对佛学亦颇有造诣，曾以《禅与悟》一书名世，归国后在师大任讲师。
　　（于凌波著）（根据网上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