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
　　第一章──由出生到出家
　　我于一九三六年夏季藏历七月初一生于西藏东部嘉绒地区的一个小乡村中。我的生地现属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脚木足乡，距四川省成都市四百多公里，称为‘川北’地带，区中有大藏寺（Dhe-Tsang，文史上亦称‘答仓’、‘大泽’等异译）等名刹。
　　在我约六岁时（一九四一年），外公认为我应该开始学经了，便为我礼聘了霞渡寺中一位毕业于拉萨下密院的僧人教学。
　　在我后来出家于大藏寺后，大家都称我为‘祈竹仁宝哲’或‘祈竹祖古’，但其实我的外公才是真正的祈竹祖古。外公名叫‘洛桑坚立奥修’(LobsangKhenrabOsel)，是大藏寺法台第五世祈竹祖古的乘愿再世，亦即第六世的祈竹祖古。
　　在外公圆寂后，我便常常嚷要出家，但父母却因为我是长子而不愿我离开他们。当时在马尔康县城有一个一百二十岁的老妇，她长年闭关修持，被人视为一位有证量的圣者，能知道许多旁人不能知道的事情，所以受到当地民众的尊崇。她对我双亲说：‘现在老转世者圆寂了（指外公，即先世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但你们家中另有一个年幼的转世者。这位小转世者必须入大藏寺出家，否则大藏寺的护法会示现忿力，这个小孩必将堕崖而卒！’。此后，家父与家母走访多位有神通及证量的大师，所有大师的预言与老妇所说的不谋而合。家父与家母迫于无奈，便只好把我送至堪萨仁宝哲洛桑占巴(LobsangJinpa，意为‘善慧布施’)大师处剃度。
　　堪萨仁宝哲曾任拉萨甘丹寺（格律派之祖庭，公元一四零九年由宗喀巴祖师亲建）蒋孜院之方丈，极有名声。他老人家在一九四五年的僧团结夏安居期间，在大藏寺堪康楼中为我一人特别举行剃度及授沙弥戒仪式，为我赐出家法名‘洛桑登度’（LobsangDhondup，意为‘善慧义成’）。这时候外公已圆寂一年多了，我时年十岁。
　　第二章──登大藏寺法台
　　在正式入寺（一九四六年藏历新年后）后，我对寺院环境及僧侣的生活似乎十分习惯，第二天便马上适应了，仿如一向就在寺中生活似的。在此之前，我是个出了名的顽童，从没一刻停下来，而且一向心思狂乱不定；但在入寺当刻开始，我却似变了是另一个人似的，从此便自然地不再好动狂野，心也安稳了下来，这种巨大的改变令我自己也觉得讶异。
　　在大藏寺的后方，有一座历代祈竹仁宝哲所驻锡的大楼。大楼之藏语名称为‘祈竹拉康’(KhejokLhabrang)，其名意为‘祈竹楼’或‘祈竹府’。外公是大藏寺法台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亦即祈竹楼的主人，但因他现在家行者相，故并不长住寺院。外公在生时曾多次对人说：‘我既非大藏寺僧人，亦不能为大藏寺做甚么贡献，但我的外孙将来将肩负我的法业、背起大藏寺的担子，你们必须视他与历代祈竹仁宝哲为一体！日后大藏寺的荣辱就要靠他了！’。当时谁也不能预知后来的翻天变化，但因为外公的身份及他的多次嘱咐，当地的土司（即地方领袖）便授权予年幼的我，由我继承了大藏寺及霞渡寺的法台地位及外公祈竹仁宝哲之所有产业，包括大藏寺祈竹楼、其名下的土地权及历代祈竹仁宝哲之法座、称号及印章（代表祈竹世系转世之权位）等，自此我便被称为‘祈竹仁宝哲’、成为大藏寺的法台了。在藏传佛教中，通常是一位大修行人圆寂后，由寺院寻访他的转世者，再由转世者继承前者的地位、责任及事业。但我的背景颇为特别，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祈竹仁宝哲的转世，而先世祈竹仁宝哲又恰巧是我的外公，故此出现了先后两位被称为‘祈竹仁宝哲’的人曾经共同生活的情况。刚才亦已提过，先世祈竹仁宝哲后来亦再次乘愿转世，却不幸并未有因缘活至成年，我却继承了原属他的历代祈竹仁宝哲之名位，反而并未正式继承悉弘仁宝哲之名位，亦并未被官方正式确认为该世系之转世者身份。虽然外

公生前曾多次向我详细述及我的前生（历代悉弘仁宝哲）之种种，后来又有圣者再次指出我是一位转世者，而我又继承了历代祈竹仁宝哲的名位，但我终究只不过是一位极为平凡的僧人，与修行有成的祈竹仁宝哲或悉弘仁宝哲绝对不能相比。反正在我而言，仁宝哲及祖古等名位，不过世上虚名而已，并不值得重视。一个僧人，不论是被尊称为‘大仁宝哲’之转世与否，最重要的不过是老老实实地修学而已。
　　大藏寺中的僧人生活日程很紧密，除了过新年的三天假期及结夏安居后有一周假期外，全年都要诵经、修学及负责寺务。在一年四季中，每季都有其固定的宗教仪式，凡僧人不论是方丈或长老都必须参加上殿、年复一年地循环举行与拉萨下密院一模一样的周期法事。除了有重病的僧人外，全寺必须参与这些诵经活动，在殿中不可谈天、走动、站立或倚墙而坐，连吃东西时也不可发出任何声音。在座位排列上，僧众必须依出家先后而坐，长幼有序，丝毫不得弄错，这其中只有法台及转世者是例外。大藏寺历来由湛康仁宝哲及祈竹仁宝哲这两个世系的转世者所住持，所以我在殿中有一个较高的法座，而且坐在前方。另一位法台湛康仁宝哲也有自己的法座。在我住在大藏寺时，湛康法台比我还年幼，恐怕大概是四岁左右。他的先世转生我也见过（大概是在我五岁未入寺前的时候，记忆已不太清楚了）。在当时，寺中还有两位并无法台地位的转世者，他们在大殿中各有自己的法座。
　　在法会中，僧人不可看经诵读，必须靠记忆而背诵仪轨。由于一年中每季及每月所修的仪轨都不同，我们必须背诵极多的经文。但凡新僧入寺，便先要背好由宗喀巴应阿旺札巴之求而著之菩提道次第短论《道之三主要》，然后便要背诵《般若心经》、《大日如来仪轨》、《五大愿文》、《上师会供》、《度母仪轨》、《大白伞盖佛母仪轨》、《玛哈卡那护法仪轨》、《吉祥天母护法仪轨》、《法王护法仪轨》、十三尊大威德金刚自灌顶及火供仪轨、上乐金刚自灌顶及火供仪轨及密集金刚自灌顶与火供仪轨等等，还要在课余学好使用法器、多种唱诵声律、供品制造及排列规格与绘画砂制坛城等等，总共约需六年以上方可全部学懂。
　　新入寺的僧人一般被安排至同村僧人的僧舍中居住，由年长的同村长老僧人管教，纪律很严。这种依生地而分的僧舍团体，在大藏寺共有七个，分别代表附近的七个村寨。僧舍提供教育、食用及衣，僧人完全不需担心钱银问题，也不准许有私人存钱的情况，生活很简单，不像其他西藏寺院中僧人有做生意经商的不良世俗风气。凡有僧人圆寂，便会由死者所属僧舍负责其后事。在附近的七个村寨中，凡有例如超度等宗教需要时，与该村有关连的那个僧舍便会自动派人前往主持法事。这类民众的宗教法事，我们视为僧人及寺院的当然责任，并不涉及供养或钱财。
　　在各种大藏寺法会中，我对护法殿的护法供养法会印像特别深刻。护法殿中十分阴沈，诵这种仪轨又有特别的声律规矩，每个音会拉至一、两分钟长度而诵念，在黑暗中便只有钹、鼓及诵经声。大藏寺的玛哈卡那护法特别灵异。在供奉祂的法会中，常会听到一些不知来源的脚步声，这些便是护法在殿中走动的声音。如果寺中有僧人持戒不清净，便会有野熊等猛兽不怕人地走入寺院范围内的情况。遇上这类情况时，僧众便会检讨及忏罪。
　　在一年一度的玛哈卡那护法修持闭关中，全体僧人聚集殿中，由长老把殿门锁上，往后的一周内僧人就在殿中诵经，食及睡也都在大殿中，绝不可离殿中断（大殿中有厨房及厕所）。由于寺僧的修持严谨及护法与大藏寺的不共密切加持，大藏寺的护法薰香粉极为灵验，带佩身上便能防止魔障及灾劫，薰烧则能除病息灾而得护法来临加持。当年大藏寺寺产中有不少马匹及牛只，平时放牧于深山森林中。在五十年代前的大藏地区森林，有许多熊、狼及猛

虎等凶兽，经常会杀猎林中放牧的牲口，但身上佩带了大藏寺薰香的牲口却从未受过猛兽伤害。有一次，一些小贼牵走了大藏寺的牛只，寺僧便向护法像祈求，这时候已被带远的牛只竟然由牛角喷出火光，把贼众吓得惊惶失措，马上便走原路回头把牲口全数归还寺院，并害怕地祈求护法原宥。
　　在不需上殿的时间，新僧必须背经及依长老学法，同时也要干些杂役。对于个人的修持，寺院并无限制，但大多僧人都修大威德金刚法门，在其余时间则口诵观音咒及宗喀巴祖师赞，此二咒基本上是闲余时近乎不离口的。此外，玛哈卡那护法赞也是寺僧在每天私下诵念多次的修行课目。我自这段时期起，便开始日诵《妙吉祥真实名经》及每天念多次宗喀巴祖师赞与玛哈卡那赞。在后来的日子中，我曾经被判劳改及重病垂危，但从未试过有一天中断诵念。这种由大藏寺培养成的习惯，我奉持至今已逾五十年了。
　　从十岁入寺起，我在大藏寺一共住了八年左右。在寺中，我在名义上是寺院的法台转世及祈竹楼的主人。事实上，我并不常住在祈竹楼中，绝大部份时间反而与我的师父住在一起，过的生活与普通小僧分别并不太大。
　　家师洛桑达华大师当时年约四十五，中等身材及高度。他住在一间极普通的僧舍中，同屋中还住有十五个大师的徒弟（大师还有其他徒弟住在其他僧舍中）。
　　每天凌晨天未亮前，家师便起床前往护法殿诵经，风雨不改，天天都如是。在我初入寺的第一年，家师在早上都单独到护法殿诵经，我则会在这段时间中楼上楼下不断跑，与其他小僧追逐游戏，有时也玩一种近似西方足球的比赛。其中一位僧人会充任哨员，负责留意家师的动静，确保在家师诵经完毕而回屋时全体小僧都扮作在读书的样子。大约过了一年后，家师有一天发现了我们在他外出时的真实表现，从此他便坚持每早把我带上殿。
　　在入护法殿后，家师便会诵大威德金刚及玛哈卡那护法的仪轨，我则要在旁完成一百次礼佛，然后自己背诵经典。我们师徒二人通常在护法殿中用早餐，然后便返回家师的屋舍。在回到僧舍时，大概会是天亮时份，家师会稍睡一会，众徒弟分坐屋中角落各自背经。在这时间到十一点之间，如果当天寺中有法会的话，我们便要上殿参与，否则便在屋中背经。在十一点左右，家师便逐一考徒弟当天的进度，然后师生一同进食午饭。
　　在藏传佛教寺院中，除上殿应供外，僧人通常都各自在僧舍中用餐，并不集体用餐。僧人的日常食用很随便，只需在碗中放入糌把粉（一种青棵所制、如面粉类的粉末），混入茶水及酥油，再搓几下令其成为面团状态便进食，顶多只会另外有些乳酪及酸奶而已，所以我们的午饭基本上是不需煮烹及过后洗碗的。
　　在下午三时左右，众学僧又跟师父学经，这一节大概长两小时。在下午五点左右，师徒便聚在屋中的小佛堂围火炉而坐，家师坐在中间，我因为是转世者的身份而通常被命坐在他的左侧，其他同门则围成一个半圆圈状而坐地上。这时候，师徒会同诵所懂的各种常用经典、祈祷文及仪轨，由学习的先后次序顺背诵。刚入门的小僧，只懂背少许经文及仪轨，在依序诵至他们未能背出的部份时，他们便可以离座。这样地，留座的学僧会越来越少，最后只留下家师及能背诵最多经文的师兄。在背至尾声时，通常已是大约十点钟左右。然后全体师徒又聚在一起同诵《二十一度母赞》七次及《玛哈卡那护法礼赞文》廿一次，然后才用晚餐，吃的仍然是千篇一律的糌巴粉。
　　在晚餐后，家师会再教经中的几个词，令徒弟心中默诵，不许参照经书文字。在十一时半左右，学僧又入小佛堂礼佛一百拜，在十二时半左右便入睡。在睡醒后，又是另一个同一样的日程。
　　除了遇上整天长的法会外，我们学僧的生活基本上便天天如此。在要上殿的日子，便要在晚间补回当天所失的学习时间。在一年中，基本上只有入村修法的

几天生活规律会有所变化，否则便是天天一样的生活，并没有假期。
　　家师除了是一位高僧外，同时也懂一些医学。在这八年中，我有时也会稍学一些医理。在嘉绒地区，遍地生长的都是珍贵药材，牛只每天所吃的草其实也是药草。当地居民饮这些牛只的奶，所以大多身体极好，甚少生病，在大藏寺一带就连医师也没有生意。我当年只学了一些辨药的学问，但并没有甚么机会实践或观摩诊病过程。
　　在距今约一百年前，大藏寺有一位名为‘卡华珠洛桑尼玛格西’的长老曾作预言：‘现在显得法务昌隆的此寺，将来会被毁灭荒废，再由来自远方的人重建。于重建后，僧人众多，僧舍遍布整个山头，于召众上殿时，现在以锣声宏亮著称的大铜锣仍不够用，到时要用上两个大锣分别在寺院前方及后方敲响才能令最远的僧舍听到召集。在那时候，寺殿比现在还大，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更会有黄衣僧人与红衣僧人一起学习经论。此时，我将会再来寺院，于后山建舍修持。于此之后，大藏寺将大弘正法，直至末法时代方息！’。在我年幼时，眼见寺院一片鼎盛之况，哪会相信这个预言！其他僧人亦没有在意流传下来的古老说话。没想到在今天公元二零零零年，大藏寺已经历了被毁及重建，这个古老预言至今已应验了绝大部份。始自一九九三年的重建工作，得到了我的各国弟子资助，甚至有新加坡弟子率队往寺院亲手建造部份工程，所以应验了预言中‘来自远方的人重建’的部份。重建后的大雄宝殿比以前的大得多，又先后建成供有十三米高弥勒像的弥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师殿及供奉五米高千手千眼观音像的大悲殿，此外还建成了大型僧舍、不动佛殿、居士住宿楼、闭关房、大型僧人膳堂及方丈楼等，甚至连新建的祈竹楼亦比我年青时所住的大了许多，应验了‘寺殿比现在还大’的部份预言。重建后的大藏寺，有一座宏伟的辩经院，又应验了‘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部份。至于‘黄衣僧人’，有些人认为是指来自五台山的僧人，但我却认为这一词在广义上泛指汉僧。以今天格律派的趋势来说，大藏寺未来的确极可能有众多汉僧来到与我们这些‘红衣僧人’共同学习佛法。寺院在重建过程中，一直留空了长老预言将于乘愿再来时建舍居住的后山地方（长老曾插杖为记），不敢使用该块土地。至于寺院是否能发展至‘僧舍遍布整个山头’，则要视乎创寺祖师阿旺札巴当初发了怎样的宏愿了，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力而为及拭目以待！
　　第四章──色拉寺的奉茶僧
　　色拉寺为‘寺院’，其实倒不如称之为‘佛教学府’更为恰当。色拉寺与甘丹寺及哲蚌寺并列，是世界三大佛教学府。这三间寺院并不同大藏寺一类的道场，而是专门提供僧伽教育的地方。学僧由西藏各地来到这三大寺中，接受佛学的教育，在学成后多回到自己原属寺院，所以这三大寺中并无太多常住僧众，也没有其他寺院这么多的宗教法事，寺方甚至不准学僧作禅修或修密法，而规定学僧必须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学习经论上面。我在后来的日子中，经常有与汉地佛教徒交流的机会，发现汉人多以为西藏佛教就是密宗和密法，这是一种天大的笑话。在色拉寺等三大寺中，学僧加起来当年便有二万以上，他们必须花近二十年学习显乘经论，在这期间根本不会接触密法，也根本不准许修持密法。这三座佛教学府是西藏佛教的最高权威及中枢，但全都不是密宗学府，可见汉地一般对西藏佛教的理解其实并不正确。
　　在三大寺毕业后，僧人可以回乡弘法，也有些会入山进行闭关，有些则选择进入密院进修密法（当然，欲学密法的人不一定要入密院，大部份人都只私下依师学法而自行专修。在三大寺中，也常有学僧低调地学密法及修持密法，但这必须低调地秘密进行，严格上来说并不符合寺规）。在拉萨有上、下两间密院，系统地教授密法的修持与理

论。这两间密学院是密法的权威，其被称为‘上’及‘下’是针对其地理位置而言的，并非指上密院比下密院高级（我们大藏寺，向来在密学上与拉萨下密院挂靠，在显学上则与色拉寺昧院挂靠）。
　　在我入学色拉寺时，全寺大概有约八千学僧，其中志院有四千人、昧院有三千多人、额巴院有七百人上下。在昧院中，嘉绒僧堂学僧约有三百多个。在嘉绒僧堂中，阿底僧舍人数约占其十份之一，大概有四十人左右。
　　我在色拉寺的依止长老是洛桑仲尼比丘(GelongLobsangJungne)。这位老师主修药师佛法门，是一个很踏实的僧人。洛桑仲尼比丘在家乡时，跟我在大藏寺时的老师洛桑达华学法，所以与我份属同门，成为我的监护长老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在佛法学问上，我则依止图丹初藏格西(GesheThuptenChozang)。这位学问极高的‘格西’是第二世萨巴仁宝哲的外甥（第一世萨巴仁宝哲是选认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柏绷喀大师的人，地位十分崇高）。
　　我身负大藏寺法台的名位，本来应该分别在昧院及嘉绒僧堂升座，但因当年在到达拉萨后早已一贫如洗，便只好以普通学僧的身份入学，入寺时并无任何仪式，亦不享受其他转世者的待遇。就这样地，我入住了嘉绒堂阿底僧舍，身份是一位普通的学僧。
　　在入寺三个月后，我才开始正式学习。在开始的三年，生活十分艰苦。在第一年中，每天一大早我便起床。在礼佛一百次后，我便要赶赴大殿为在殿中聚集的诵经僧众奉茶。在早课中，寺中大部份僧人都要上殿诵经，但初入寺的新僧则要负责煮茶及倒茶的工作。很多人会以为倒茶是一份轻易的差事，但要为八千多人逐一倒上热茶却是另一回事！我们新僧要往茶房提取极重的茶壶，面所装的是刚煮沸的新茶，然后要赤足在雪地中奔往大殿，用笨重的巨壶为僧人逐一上茶，倒完壶中的茶后又要跑回茶房再取。在早课上，上茶的时间有严格规定，所以茶僧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整个程序，太慢固然要受铁棒师的打骂，要快却又快不来，而且还要注意在大殿中禁止快速奔走的有关纪律。我视为僧众供茶为一种大功德，每天总尽力争取所供僧人中至少包括七位‘格西’长老，供茶时我则会同时在心中修诵忏罪文。
　　在供茶后，我的一天便是千篇一律的学经、去师父处上课、到辩经场辩法、更多的杂役等等。在晚上，很多僧人会整夜在户外背诵经书，我也有同样的习惯，有时候甚至是隔天才睡一觉。
　　学僧在每天当中，有几段时间必须往各自的老师房中听闻所学经论的阐释。藏传佛教很注重传承的清净，对经论的理解尤其注重历代以来传下的阐释角度，不容个人以己意臆测，以防止传承的变质。
　　辩论则是自原始佛教以来传下的传统。在佛教史上，本师释迦牟尼便曾辩倒不少外道师，令其皈依正法。历代以来如龙树等大师亦相继曾以辩论的方式折服外道。在汉地，似乎并没有辩法的具体训练，但汉地的菩萨译师玄奘倒是曾在印度辩倒不少小乘法师，从而声名大噪。在西藏格律派中，辩法更可说是学制中最重要的一环。
　　不少非藏族的佛教徒以为佛教中的学习与证悟只是单纯的学问累积，所用的只是智慧，其实不然。要通达佛学中的精微之处，单靠智慧是不足够的，必须有一定的功德才能成就。我在后来的日子中跑到世界多个地方，常常碰到精神错乱的俗家人。在西藏，老百姓虽然生活是落后了一点，但都是心灵富足、乐观欢喜，极少有患精神病的例子，反而在寺中偶尔却有因死读而又缺乏功德，导致最后精神错乱的学僧。对福智低下的学僧，师长会千篇一律地授以宗喀巴祖师赞。对实在追不上课程者，师长甚至会命其停学一年，专修宗喀巴赞的念诵。在修持此法后，本来愚笨的学僧往往智力大开，乃至休学一年后反能追上而学问超越原班同学的先例在三大寺中也常有见闻。这个宗喀巴祖师赞，是我自在大藏寺时便每天诵念的。它不单能令智力增长

，还能令诵者得祖师加持而克服病况与魔障等。在寺中，但凡有学僧遇上任何问题，师长总是授以同一种解决方法，命他们诵这个赞文。我在色拉寺时，寺中有一位学问很高的汉僧。这位汉僧后来在八十年代中风病重垂危，最后却单靠持宗喀巴赞而把自己的病医好了。像这类的宗喀巴赞灵应事例，我一生中就曾亲见无数次之多。
　　除了如上所说的寺院学制课程外，我在课余也向好几位大师私下学习，有时也参与一些大师们的公开讲经传法。
　　在入寺第二年，柏绷喀大师的高足赤江仁宝哲(TrijangRinpoche)在色拉寺额巴院传菩提道次第教法，又给予灌顶，我便与大师结下了师徒之缘。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曾多次在西藏及印度接受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开示，又随大师受怖畏金刚及金刚瑜伽母灌顶等。自一九七一年起，大师成为了我心中的根本上师。大师在一九八一年圆寂于印度，其转世现在刚成年。
　　当时在拉萨还有一位查杰仁宝哲(ChagyalRinpoche)，住在布达拉宫中。仁宝哲原属大藏寺，曾在色拉寺昧院求学，最终考得头等‘格西’学衔，被委任为达赖喇嘛的辩论训练侍学。我在拉萨时，仁宝哲大概年约七十。在拉萨的大藏寺僧人中，仁宝哲是学问及地位最高的一位，所以自然有责任照顾我这位来自大藏寺的穷学僧。在色拉寺学期间的休假中，我有时会往布达拉宫，住在仁宝哲的房间中几天至一周之久，但我并没有从仁宝哲处接受很多教法。
　　此外，我也在课余依同僧堂中的拉旺仁宝哲(LhawangRinpoche)学法及学医。这位仁宝哲是一位明医，我在他处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闲时也自己学习医典中的内容。三大寺中严禁学习佛法课程以外的学问，所以我学医的事情只可偷偷地进行，不能让长老们发现。在一九五八年，仁宝哲圆寂了，其侍从请我主持其后事。
　　在色拉寺的八年生活中，每逢阴历十五等特别日子，但凡能走得开，我都会刻意早一点起床，在凌晨五点多出发往拉萨市中朝圣。我通常会在六点左右到达大昭寺，在寺门前顶礼二十一拜才入寺参礼。如果时间许可，我随后便会到小昭寺及布达拉宫礼佛，然后赶在八点前回寺上课。因为我离寺朝圣是在上课及杂役时间外进行的，所以并不受寺规限制，但若回寺时迟到则要受罚。在记忆中我好像从没迟到过，不过也从不担心迟到的刑罚，因为迟到的僧人通常不过是被罚在佛前作大礼拜若干次而已，这并不十分可怕。
　　在一九五七年，我在向寺方请求后，得到允许在色拉寺后山宗喀巴大师当年闭关的小屋中闭关一个月。这次我所修的是一种禁食闭关。在关期中，行者只能在每天中进食一、两次以石头研成而经过加持的石粉末，不许食用其他正常食品。在修持圆满后，行者便能得许多修持上的成就。我的老师对我闭关的意欲不以为然，劝止不绝，但最终还是勉强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在闭关初的三天，我的头十分痛，脑海中充满饺子等美食的形像。在过了头三天后，情况便好起来，身体感到十分轻，眼力变得异常地好，听觉也变得异常灵敏、近乎有神通一般。在闭关的后期，我几乎可以日夜修持而不需睡眠，身体变得充满能量似的，丝毫不感疲累或睡意。在少量的睡眠中，我又梦到很多吉祥的兆像。在修成出关后，我感到仿似换了一个新身体似的，在禅定等修持上亦进步了许多，心中感到很愉快。
　　除了这一次闭关外，我在拉萨期间又曾用一周的时间，以一步一拜的方式绕拜了整个拉萨市。这种修持在拉萨当年很为普遍，不少藏人都喜欢以绕拜的方式向城中所有寺院朝礼。
　　当年一步一拜地绕城的时候，我并未遇上甚么困难，所以也别无甚么值得一提的。在我那年代，绕拜拉萨极为普遍，不足为奇。在路上，经过的人都会尊敬地绕道而过，同时也会尽量给予一些方便。在一九九九年，我有两位汉族比丘尼弟子在拉萨也作了同样的一步一拜绕城，同样也是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事

隔近四十年，道路已变为车辆不停飞驰而过的大公路，与以前我拜过的路线有少许不同。本来途中应停下礼佛的各寺院地点，有不少已变为现代大楼。但她们在一路上得到了不少藏人的礼遇，例如途人让路及供茶等，就连一步一拜地横过大马路时也得到交通警察给予方便，这一点民风习俗倒还与当年一样。
　　在色拉寺期间（一九五六年，我入寺的第三年），我又曾作一次长途的朝圣。在问淮方丈及铁棒师后，我便带口粮及简单的日用品上路了。
　　在查叶巴朝礼后，我便往甘丹寺参访。甘丹寺位于一山顶，我走了整天才赶在天黑时到达。在甘丹寺，我受到了同乡人甘丹寺嘉绒僧堂的一位‘格西’接待，由他带我朝礼了各殿。在六百年前，祖师便是先在此建立寺院，从此把格律派正法弘扬起来的。在这，我心中生起了对宗喀巴祖师的至心敬仰。
　　此后，我去了宗喀巴大师作加行闭关的澳卡地区。在澳卡，可以朝礼大师礼佛三百五十万拜的圣地，地上清楚可见由大师之圣身磨出之凹痕。我的心在澳卡显得特别的平静。
　　在朝圣中，我又作了一次二十一天的白文殊师利闭关（在另一次往湖区时，我亦曾作二十一天六臂玛哈卡那闭关）。
　　我在色拉寺一共生活了七年多，学业成绩只是中等，学习也不过不失，说不上是很用功（我一直心想学得个大概便足够了，本准备此后便终生闭关苦修终老）。我的师长本来计划在我到达色拉寺起计的第八年，安排举行我在色拉寺昧院中的升座典礼，以补办登记成为色拉寺官方承认的转世者学僧身份。但世事的变幻，又岂是我们所能预计的呢？
　　……
　　第七章──到西方弘法
　　在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往澳洲弘法的签证。没多久后（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坐飞机远赴这片我在概念中完全没有认识的土地。
　　澳洲这个西方国家的佛教发展，并非如我想像中之差。在雪梨，不但藏传佛教的四个主流派别各有道场，其他汉传佛教、日本佛教及南传宗派也各有其信众及中心。
　　我应邀弘法的道场，位于雪梨的一个小社区中，平时有一个洋僧及几个信佛的洋人居住在内，在说法时则有几十个对佛法有兴趣的西人来听讲。
　　在雪梨的六个月间，我每周授课两、三座，教的内容包括《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由我的挚友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公子涛石仁宝哲（他也是印度色拉寺的僧人）翻译为英语。
　　在这半年中，我从旁观察，对洋人的心态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洋人的物质生活十分丰裕，一切所需都不缺少，政府又有完善的社会福利，所以他们从不需为生活而操心。然而，他们的心灵却十分空虚，心中感到不满足，所以在西方社会中有极多患精神病及自杀的人。这刚刚与西藏人相反。西藏人物质生活条件可说极差（但其实我在西藏时，由于没有比较，倒不太觉得如此），但心灵却十分充实满足。由此可以印证佛陀的教法｜物质享受的确并非达致快乐之道，只有心灵的满足才是趋向快乐的正确路向。在学佛方面，洋人的态度与亚洲人也截然不同。洋人对佛法，抱的大多是好奇及研究的心态，对听课及学习理论他们十分热衷，但说到修行方面，他们却大多提不起兴趣，甚至在求受灌顶传法后，对灌顶后必须遵守的誓戒亦往往置诸不理。在听课时，洋人大多喜欢听新的、深妙的哲理，而不愿先打好基础的理论底子。我们西藏人，一般都是以传法的法师意见为重，由法师视乎听课者的程度及需要而应机说法。在西方，却常见令我感到到很痛心的情况，讲法的法师往往会被要求说一些能保证出席率的内容，而并不是被请求说对听者最有利益的环节。
　　西方的佛法中心，还有一种令我反感的做法，对闻法者索取门卷费用，就像是电影院凭票入场似的。从这些中心的主持人角度来说，他们的确也有苦衷。在西方，来听课的洋人大多并没有捐钱资助弘法中心的习惯，但一间弘法中心却的确有电费、租金、水费、法师饮食

等支出必须支付，否则就只好关闭中心，佛法也弘不下去了。洋人对收费听课倒并不介意，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十分乐意付门票，但在此之上却不会多捐一毛钱。由于西方国家中的一些邪教及新兴宗教大多采取免费入场的做法，佛法中心若不收费，有时反而会被人误以为是邪教，令人啼笑皆非！以上所说的收费情况，我作为一个思想老派的僧人，实在不能认同，但在当地的实际情况下，我也的确提不出更佳的解决方法。在只有西人参加的弘法中心，这种令我反感的做法也可行，中心勉强能维持下去，听众也不觉得付费学法有甚么问题，反倒只有我这个作客的讲师感到不安。有些其他的弘法中心，既有洋人参加，同时也有汉人及越南人参加，情况便变得进退维谷了。亚洲人对听法要收费的制度感到难以接受，反而乐于在不收费情况下捐助比门票款额更高的自愿捐款。但如果采用这种自愿制度，洋人却一就是毫不捐献而令中心难以维持下去，或就是因为把这中心误视为同样不收费的新兴宗教而索性不来。
　　对洋人弘法，与在亚洲弘法很是不同。很多洋人对佛法都抱研究及好奇的心态来听法，他们并不一定是三宝弟子。别说其他，就先说说法前的一些传统，例如闻法者应对说法者恭敬顶礼三次才坐下闻法的佛教传统，很多听者便就不愿依循。这种传统其实是对佛法的尊重表现，但在西方往往却被视为一种个人崇拜，颇为洋人所介意。在说及敬师、孝顺父母及因果业力时，洋人往往也感到不易接受。他们对闻法很多时只视为聆听演讲，并不生出尊敬的心，纯粹只是学问的累积。对于师长，他们并不认为应该尊敬依止，反倒有时会视师长为他们所开办的弘法中心之雇员，动不动便把合约（由于申请签证，往西方弘法者必须签署应聘的员工合约）取出来对质，自视为说法者的‘老板’。但我心想，佛法在西方终究只是刚刚开始弘扬，很多在佛法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事情，或许必须经过一段长时间才可以被正确接受吧！对洋人弘法，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不少人在听法多年后也不能踏出完全依止三宝的一步。在他们的心中，去听一听佛法是不错的，其理论也似乎合理可信，但要成为一个‘佛教徒’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心中始终有一重文化上的障碍不易打破。但也有另一种西人，他们在形式上刻意模仿西藏人的生活习惯，穿得像个半藏半洋的怪模样，但他们心面却往往没有佛法的‘味道’。这一种外在上的模仿，实在并无意义。他们所学的只不过是西藏的文化及佛教的外在形式，并没有得到藏传佛教的精神。
　　在雪梨的期间，由于中国大陆的逐步开放，我收到了不少家书。家乡的人都希望我早日回乡恢复大藏寺及重弘因政治变动而近乎中断了的佛法。由于几十年来的政治情况，不少年青的乡人来信都写我看不懂的汉文，藏文反倒写不来。收到这些家书后，我虽对内地的最新政策情况不太了解，心中却实兴起了自一九八三年开始萌生、重建大藏寺的决心。
　　有一天，一个叫林聪的年青汉族侨生登门来访。这个年青人生于香港，对佛法的追求有浓厚的兴趣及渴求，但却并未皈依三宝。当时正在大学上课的这位年青人，对我的第一个提问是：‘我怎样才能培养出对众生的无私爱心？’。我在雪梨当时已住了近半年，觉得洋人都只喜欢提问一些深奥而哲学性的辩题，从没一个人提出这样的基本而有志向之问题。我深感与这位年青人的初次会面很吉祥，他的提问正显示了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令我心中很是欢喜。在会面的几个小时中，他提出了几条很好的问题，我又趁机会叫他为我翻了几十封以汉文书写的家乡来信，一一作了汉文的回覆。他在会面的尾声，向我提出了求受观音灌顶的请求。我向他解释：‘灌顶是一种对师徒双方都影响深远的誓约，师徒双方一般必须互相观察多年才可进行。你尽可多来信交流，灌顶之事日后才说吧！’。在他走后，

我思前想后，觉得与这年青人或许有点宿世因缘，便叫人致电叫他翌日再来。在第二天，我特别为他举行了观音灌顶及授予三皈依。自此以后，林聪便成为了我的亲近弟子，双方关系亲如父子一般。
　　林聪为人勤奋聪明，对我的教诫学习得很快，而且工作能力极强。在后来的发展中，他成为了我的左右手，从日常琐事、说法翻译、弘法行程安排乃至后来重建大藏寺的事上，他都一一忠心地办妥，身份就如西藏传统中转世者府第管家一般。在后来众多的弟子中，也只有这位弟子能完全听懂我的憋扭英语(基本上是洋人完全听不懂的‘英语’)，而且完全明白我的内心。在师徒关系方面，林聪可说是一个不错的弟子。他被我骂时从来不感委屈，在代表我办事时受到挫折也不曾抱怨。我在一九八九年至今，陆续在澳洲、加拿大及东南亚创立了一些弘法中心及慈善基金会，这些大多是林聪直接或间接的功劳。在重建寺院方面，他多次代表我往川北藏区观察工程，对寺院重建功不可没，深受我乡人的爱戴及敬重，我的家人把他视为家族成员之一。他对大藏寺发展的关心程度及工程的细节之熟知，或许比我还来得深！在摄受了林聪这个日后对我影响极深之弟子后不久，我便移居澳洲的另一大城市布里斯本弘法。本来在雪梨弘法半年后，我对在西方弘法没抱太多的希望，更曾一度向邀请我赴澳洲的路敦长老请辞要回印度，但长老力劝我继续留澳讲学，我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前赴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
　　我在布里斯本的日子比雪梨开心，在此中心传授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印度寂天大师所著之《入菩萨行论》、大威德金刚灌顶及全部传承讲解等。《大威德密续》本属无上瑜伽密法，并不普遍公开传授，但基于布里斯本中心弟子是路敦长老的多年弟子，与长老早有较密切的师徒关系之原因，我才未经传统的多年观察弟子而代长老传法。在这次灌顶时，在雪梨摄受的弟子林聪特意飞来参加，还带来了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香港朋友同受灌顶。这香港年青人后来也成为了我的一位较重要弟子，他在移民加拿大后，在当地为我创立了温哥华弘法中心。
　　在布里斯本期间，我在白天不讲经时，便与中心内的猫、狗作伴，天天在附近海边散步，生活倒算悠闲从容。林聪在这段期间中多次由雪梨来访，我们两师徒常结伴散步聊天，双方间的认识及感情增进了许多。在其他弟子中，有一位洋女人玛丽莎与我较亲近，她后来助我创立了驻在布里斯本的道场。在众多的西人徒弟中，这位女弟子与我的关系是最接近传统中之师徒关系的了，其他人与我之间只是半像施主、半像朋友的关系，难称为真正的弟子。
　　在柏斯，我遇上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侨吴明蕾。她本来学习藏传萨迦派教法，家庭生活并不太愉快。在我认识她后不久，她便成为了我较亲的弟子之一，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这个弟子后来创办了我驻柏斯的弘法道场，并在东南亚弘法事业上，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助缘。她的两个儿子及妹妹，后来也陆续与我建立起密切的师徒关系。在这段期间，我与一位天主教神父建立了友情，后来双方成为了极好的朋友。
　　在一九八九年，我在澳洲已住了两年半，心中仍未曾以此国家为自己的归属，于是便再度向路敦长老请辞，当时本意是想经印度回乡的。在长老应允了以后，我到了坎培拉向年青施主格顿告别。雪梨的林聪本来要到坎培拉向我道别，但因为他大学考试在即，我便改变行程到雪梨与他会面，住上了几天。在这几天中，林聪引见了多位汉人，我也应邀为他们传了许多法门。此时候，他们当中几个年青人求我日后回澳弘法，我不置可否，但心中感到与汉人似乎有点缘份，想日后再看情况才决定，本来心想永不会再回澳洲的念头开始动摇了。
　　在离开澳洲以前，我又与几位僧人为一群年青洋人举行了授僧戒仪式。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为白人剃度，心中很高兴见到佛法之西渐。
　

　回到印度色拉寺后不久（一九八九年藏历六月初四佛陀初转法轮纪念日），我的好友赤巴仁宝哲突然圆寂了。仁宝哲是比我年轻的一位高僧。在他圆寂后，我们在代理其遗产时，发现仁宝哲一生中虽收到极多供养，却把它们全再布施了出去，自己私存的钱财原来几乎不够吃一、两顿饭。一些年青的僧人，对仁宝哲的这种德行都十分敬重。在代理仁宝哲的后事时，我把平生的积蓄全数供养了出来支付各种支出，本来准备用作回乡的盘川都用光了，才被迫打消了回乡的想法。在这期间，澳洲的华侨弟子林聪等不断来信请求我回去，最后我便答允了他们的要求。
　　在回澳途中，我遇上了一些波折。途经泰国时，我因为没有澳洲的入境许可，即使仍持有效的签证也被拒上飞机而滞留曼谷。这时我的身上只有少许零钱，在语言沟通上也有问题(我不懂泰语，遇上的人大多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人却听不懂我的‘英语’)。幸而泰国人不愧为佛化国家人民，他们对僧人的尊敬绝对不比西藏人低。一些陌生人在与我互相沟通不来的情况下，仍然为我提供了种种方便。在滞留后，我转回印度办手续，后又再飞往澳洲。
　　由于途中的波折，雪梨的汉人弟子都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不知班机到站时间日期及途经何国，另一方面又担心我不谙英语及身无分文。他们轮流在雪梨机场值班枯等，最后才把我接到了，为我安排在一间小屋中居住。
　　此后，我便在这小屋中创立了第一间佛教显密研修院。弘法及居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这都是由一些苦学生省食省用供养的，所以我对他们学法的热情十分欣赏感动。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的弟子由最初的几位汉族侨生发展至一批华侨，也有好些洋人来闻法学习。林聪在兼顾大学学业及兼职工作之余，还打点中心的一切事务，为弘法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柏斯、布里斯本、达尔文、蓝山及露莎几个地方，陆续有分院相续成立，其中有些以华人为主，其他的仍多为白人弟子社群，我也渐渐地开始有以澳洲为家的归属感(事实上，僧人本应是没有‘家’的人)。
　　与我在我首次访澳时早已结交的天主教高伦神父，在此期间与我建立了更深的友情。高伦神父经常来探访我，谈的有时是社会文化、东西方宗教思想及比较等等，每次见面双方都感到很投契。神父比我年轻十五年左右，但他对东方思想及文化认识极深，对西方文学等也有极高造诣，把我的见识拉阔了许多。我的一生中，师长及弟子都不少，但平辈论交的友人却不多。高伦神父可说是我少数的平辈好友之一，而且是我唯一的一位异教及异族又真正交心的朋友。他对宗教及真理的追求十分热切，但却同时抱开放的态度，对佛法也有深入研究及很深的尊重。对异教的领袖人物，神父同样尊重，并且视为同道而只是存小异的法友。他遇上困难时，往往也要求我代为祈祷，甚至连他的天主教念珠(编者注：称为‘玫瑰珠’)也交我代为加持后方启用。在双方交往中，我向他学了不少西方神学的认识，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理解。神父又多次邀我到他的修院讲课，在记忆中我一共去了他的修院三次。
　　第八章──随风飘扬一片叶
　　在一九九二年，我的弟子林聪与其他多个东南亚地区的弘法中心与其他一些弟子，共同邀请我巡回弘法，同时也要求我随缘在各地赠医施药。我对这些国家及地区完全缺乏认识，绝对不敢说有崇高的抱负要在这些地方广弘佛法。当时的我，也只是基于随遇而安的心态，心想也不妨试在各地结缘弘法，即使不成功也就当作是增广一下见闻也好。没想到的是，自这一次之后，我便与这种披星戴月、马不停蹄的弘法生活结下了缘。
　　在一九九二年首次巡回弘法中，我与四位弟子及侍者涛石仁宝哲一起，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多个城市、香港及台湾多个城市说法及赠医，整个行程走了近三个月。在后来的弘法巡回行程中，我亦曾应邀往德国、加拿大、泰国、印尼

及菲律宾等国家。事实上，在首次行程后，我基本上便成为了一个无根的僧人，长年由一处飘至另一处，一年中没有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是在澳洲雪梨居住的。我自感似是一片落叶，在狂风中被不自主地吹来吹去，随因缘而不停地由一地到另一地。有时候，早上睡醒睁开眼睛时，一时间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一角落！
　　……
　　这些年来的弘法生涯中，我多次到访中国海峡两岸，得以一窥其佛教之发展状况及民生。台湾的佛教团体特别多，其中正信佛法社团固然很多，把佛法与民间信仰混为一谈的组织却也比比皆是。台湾人对佛法大多信仰虔诚，非其他地区华人可比。他们的慈悲心很浓厚，乐于帮助别人，而且对资助佛教发展方面很肯出钱出力，令人敬佩。但在一般老百姓中，颇盛行见庙就拜的迷信风气，扶乩及乩童活动也很受欢迎，某些推弘‘三教合一’、‘五教合一’等的假佛教团体势力不比正信团体小。在当地藏传佛教中，普遍还处于趁热闹赶灌顶及求加持发财的层面，真正发心次第修学的人只占少数。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日常法师多年来致力于弘扬宗喀巴祖师之《菩提道次第广论》，令不少汉地佛子对这部伟论心生敬仰之心，精进修学其次第内容，这是令我很觉欢喜的。此外，台湾在慈善方面做得很有成绩，我认为这很值得藏传佛教借镜学习。
　　在大陆，我几年来到过的地方也不少，记忆中包括北京、深圳、广州、福州、泉州、厦门、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及西宁。在这些地方，由于我持的是澳洲护照，所以身份是旅游者，并不能公开说法，但私下对一些友好谈谈佛法倒是有的。在这些地方中，福州、厦门及五台山留给我很深刻和良好的印像。
　　到厦门南普陀寺时，本来计划只是一次友好交流及我私人的朝圣，但当地佛学院一直奔走安排和热情邀请，我便临时对藏传佛教寺院制度和修学次第这两个主题讲了几座，同时也用了一些时间回答问题，澄清了不少汉地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原来我以为只会有十多人在我房间中、以聊天形式介绍一下藏传佛教。结果在当天，到场的有上千位僧俗听众。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我应求传了《妙吉祥真实名经》的口传传承。这部经是我自十岁起天天诵念而从未中断过的，经中描述的境界至为深妙，可说是佛经中之最深者。著名的大威德金刚无上密法门，便就隐现于经中的其中一短句内。在西藏，如果有法师说：‘我没有甚么学问，就只是在《妙吉祥真实名经》上面还可说是有少许心得。’，就便是在说他通达了一切显密佛法妙义。后来，我听说自此南普陀寺便有不少僧尼也发愿终生日诵此经。
　　由于我是几十年来第一个在厦门及福州地区出现的藏传佛教法师，当地僧俗都十分好奇，天天有上百人求见，不少人对藏传佛教自此才有了初步的了解，消除了一向以来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及排斥。
　　在福州，我也碰上了与厦门一样的情况及场面，又向上千僧俗讲述了藏传佛教的次第修学内容，听者也显得十分欢喜。
　　五台山不但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且是四个名山中唯一在佛经中有描述的圣地，所以历来深受藏传、汉传及蒙传佛教所共尊。……我们西藏某些地区的人，到五台山有个特别的传统，对第一个前来提出要求的人，绝对不会拒绝，这也是因为深信文殊大士肯定会化身为当地中的凡夫之原因。
　　五台山对格律派来说，同样有甚深因缘。早在格律派初成形时，我派的大慈法王(色拉寺的创办者、宗喀巴大师之亲弟子、汉地册封的国师)已来到汉土五台山说法，当时说法之地似是现今的圆照寺所在。清代的国师章嘉大师又曾在五台山住锡，掌管多座寺院，弘扬格律派正法。章嘉国师曾在五台山佛母洞闭关，在洞内成就了内在的净土，他在出洞时见到的世界便俨然已是一个清净刹土，不再有凡俗之分别。国师是乾隆皇的老师，他在汉地住了很长的日子，其遗身舍利塔便是乾隆帝在

五台山镇海寺建成的。先世的祈竹仁宝哲也在北京紫禁城中住过，与乾隆甚有渊源，想来或许亦与章嘉国师有交情。再者，由于我的太师公柏绷喀大师被视为章嘉国师之化身，我对章嘉国师的尊重便也因此而多了一份感情在内。
　　我在第一次到五台山时，恢复了的寺院并不太多。在第二次到访朝圣时，喜见佛教在当地正渐渐恢复起来。在第三次到访时，当地佛教已开始有兴盛的迹像，令我心生欢喜。有一次，我遇上了整批远由内蒙及西藏而来的虔诚朝圣者，又见到了一个不良于行的青海人一步一拜地拜到了五台山，可见往五台山朝礼文殊大士的传统正在迅速地恢复。
　　每次到五台山，我都会在大白塔及文殊发塔前勤修顶礼，同时绕拜多圈。有好几次，我延请当地的蒙、藏僧人在塔前进行盛大的会供及燃点上千盏酥油灯，又对僧众作了供养。我心愿五台山这个圣地可以重复当年的佛教盛况，所以每次朝礼时都特别刻意小心自己的戒行，同时多次自受大乘八关斋戒，希望尽一己的微薄力量，为五台山的戒律重弘先积聚一点吉祥的因缘。
　　在一九九八年的朝礼中，我在普寿寺应邀开示了《妙吉祥智德赞》，与该寺的数百位尼众结了一个法缘。普寿寺的当家师是一位很精进及有魄力的比丘尼，师承能海法师的弟子萨莲老比丘尼等，所以我们说来也算是同门。在汉地极有名气的梦参老法师，是普寿寺尼众的师长。后来我听说老法师曾入藏学法，师承我的恩师赤江仁宝哲。由于这段听回来而不知真假的资料，我一直很想拜见老法师，但至今仍未有法缘能遇上他老人家。
　　说及普寿寺，我也想提一下一次我的所见。有一天，我在五台山的宾馆中望出窗外，刚巧见到普寿寺数百位尼众排班前往附近的寺院参访。整个数百人的队伍俨如军队操练一般，每位尼师都静静地随队步行，绝不东张西望，情面很壮观及威严。当时我心中生出很大的赞叹，心想这恐怕能比得上本师释迦牟尼在世时的僧团之威仪，同时也暗中觉得五台山之佛教发展看来会有很好的前景。
　　在1999年，我有幸应五台山的一些出家众请求，在一间小寺中传授了整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与讲解。当时接受传承的只有五十多位出家人，一共说了两、三周，每天讲授十多个小时。在此之前，五台山已有半个世纪未曾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而讲解方面则曾有能海法师的弟子一度弘示，但最终亦未能完成。在我的大半生中，由于先世的名声，曾多次在上万人的场面上说法，但这一次在这个圣地对这几十位出家人讲解及传予《菩提道次第广论》口传，却是我心中感到最有意义的一次。虽然听法的人不多，但这却是几十年来在五台山的首次，可说是起码种下了一个吉祥的因缘，令宗喀巴大师教法重弘于五台山。我们西藏人十分重视缘起，这次的活动我认为正是一个好的缘起，所以我很认真地说法，这段期间天天都很是欢喜，心中认为自己今生中总算对佛教的弘扬起了一点作用，可说对得住我身上披著的袈裟。佛教中的经论口传传承，事实上是由法师亲口一字不漏地读诵原文一遍，接受传承者一字不漏地仔细听，这便完成了传承的授受。在这种仪式中，听者往往不明白所受传承经论的内容，因为讲解经论一般是另行进行的。这种传承仪式的意义不在于理解，只在于由佛陀或论之原作者一代一代地、一字不改地把原原本本的教法传下去，这是佛教弘扬中很重要的一环。为了这次口传，我特地取来了当年我从拉萨带至印度的那部古本《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口传一段落、讲解该段落、再口传下一段的形式把全论授完。在最后一座中，我把自己珍藏的一份宗喀巴大师遗发分了少许赠予普寿寺，以作未来寺院建佛像装脏之用，这也是为了构成一个宗喀巴大师教法在五台山重弘的缘起。同时，大师之一生以持戒清严著名，供奉他的遗发舍利也有寺院戒行清净的吉祥因缘。
　　第九章──回

到起点
　　随一九八二年起始的大陆逐步开放改革，荒废了数十年的大藏寺获准重新开放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并开始计划极小规模的重建。迟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启程回乡。
　　我在到达成都时，简直认不出这个四十年前曾住过十几天的城市。一路上，乡人对我热情招呼，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感慨。在到达马尔康县城时，有不少政府官员前来迎接我，陪我一同回乡及上大藏寺。同时，我的俗家亲人大批大批地来访，其中大部份年青的亲友与我是第一次见面，五妹疏南拍姆与我也是第一次碰面(她在我年青时到拉萨后才出生)。与我一起长大的三妹志美度卡十分激动，见到我时只懂流泪，说不出一句话来。重遇四十年前带我徒步走到拉萨的舅舅时，双方也是不知应说甚么。在重遇外公的妹妹时，我则感到重遇至亲一样。当时的气氛，令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流浪多年后回家的乞丐一样。
　　在到达大藏寺时，有数万群众跪在路边迎接，大部份人都在默默地流泪。我虽然在理智上知道寺院早已被毁，但第一眼亲眼看到它的现况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像。四十年前寺院的盛况，在我脑海中就犹如昨天一般，但现时眼前见到的却只剩下几道破墙。这种震惊，加上几十年来居住在低地的生活，令我感到呼吸困难，一时之间很难适应。
　　……
　　重建成的大藏寺，有金顶大雄宝殿一座、供有十三米高弥勒佛的弥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师殿、供有五米高之千手千眼观音像之大悲殿、供有鎏金不动佛像之不动殿、重建的祈竹楼、重建的堪康仁宝哲楼、方丈楼暨寺史文物馆、辩经学院、佛学院、大型僧舍及集体用餐所用之食堂。在弥勒像及宗喀巴祖师像中，供奉多套《大藏经》、佛陀舍利、阿底峡祖师遗灰、宗喀巴舍利发及历代大师之圣物等无数。在寺院的外围，又建造了装有一千个转经轮的围墙及供朝圣绕寺转经的小径。在不久的未来，寺院还希望能提供藏医学及西藏佛教工艺的教育与为当地民众服务之藏医、西医流动义诊车及义诊站。
　　……
　　我记得在几近六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也曾站在这座大楼的这个窗前外望。当天是我正式入寺成为沙弥的第一天。在西藏历法概念中，六十年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现在，在几近一个循环后，我又回到了我的起点，正站在同一座楼、同一个窗前向外看。窗外的景观与当年的寺院盛况并无不同，空中传来的是同样的大殿诵经声，唯一变了的是，窗后的观景者不再是一个十岁的沙弥，而是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僧了︰︰︰